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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冒犯政治忌諱較嚴重的,則會遭到抽燬、全燬等命運。所謂抽燬,就是有問題部分的書版抽出燬掉;全燬,就是整本的書版燬掉,「一柱樓詩案」,就是著名的例子。
《一柱樓詩》,是泰州人徐述夔的作品。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發現詩集裡有許多譏諷清朝,懷 念明朝的句子。例如有一首是詠曝書時的感懷,他正在曝書時,一陣風吹來,他就寫下「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句子,這兩句顯然是在諷刺清朝厲行的文字 獄。有一次,他喝了酒,把酒杯倒置,看見杯底鑄有「正德」二字。「正德」,是明代武宗的年號,於是又有感而發的寫了一首詩,詩中有兩句是:「大明天子重相 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壺兒」,就是「胡兒」的諧音。有一天,徐氏在半夜裡聽到老鼠咬衣服,很是生氣,於是又寫了一首詩,有二句是:「毀我衣冠皆鼠輩, 搗爾巢穴是明朝。」把「明朝(ㄓㄠ)寓為「明朝」(ㄔㄠˊ)」。而最令清人忌恨的詩句是「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當時〈大學士九卿令奏摺〉就認為徐述 夔「不用『明當』而用『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借『朝夕』之『朝』,誤作『朝代』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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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悖逆尤顯。」
當時徐述夔已死,兒子也已去世,於是孫子徐食田和為《一柱樓詩》校對及寫〈序〉的人,都受到牽連。為《一柱樓詩》校對的是徐述夔的兩個學生,一個叫「徐受髮」, 真按:一作徐首髮. 一 個叫「沈成濯」。這兩個名字,也都是徐氏所取的。清代厲行剃髮,而徐述夔認為漢人應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所以為徐姓學生取名「受髮」,字 「受之」。徐述夔又常說:「明朝有頭髮,如今剃了頭,就是濯濯的意思」。所以為沈姓學生取名「沈成濯」。清廷認為這兩個學生,一方面為《一柱樓詩》校對, 一方面又「聽其命,取逆名」,最後也被斬死。
我數了一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有關「一柱樓詩」的檔案,從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年)八月 二十七日案發,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把所有牽涉者斬首,把相關書籍「極力查銷,務使根株淨盡」(廣東巡撫桂林奏語),全部相關文件,包括「上諭」、「奏 摺」、「奏片」、「供詞」及「查禁清單」等,多達七十餘件。清代帝王之恐懼反清復明,也未免小題大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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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文】
說明文字 這是查辦「一柱樓詩案」的奏摺之一,原是清宮「軍機處」的機密檔案,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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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說
《莊子‧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可見戰國時代,已有私人藏書。不過,在早期一方面由於抄寫的工具不發達,圖書不易獲得,一方面由於帝王專制,民智未開,圖書大多集中在官府,民間藏書,也僅限於少數高官與貴族,平民的藏書十分有限。
私人得有大量的藏書,足以稱之「藏書家」的,要到唐代才有。我們看《唐書‧藝文志》,著錄了吳兢的 《西齋書目》一卷。吳兢是唐代開元年間人。根據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說法,吳兢的家藏圖書有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唐書‧藝文志》又著錄了蔣彧的 《新集書目》(一卷)、杜信的《東齋籍》(二十卷)及不著撰人的《河南東齋史目》(三卷)等,是否為私家藏書目錄,不能確定。所以唐代雖已有蒐藏較富的藏 書家,但並不多,這是由於唐代時雕版還不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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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仍靠抄寫流傳,所以圖書的獲致不易,圖書也易於亡佚。到了五代、宋朝以後,版刻逐漸盛行,圖書流 傳漸廣,藏書家漸多。我們檢視《宋史‧藝文志》所著錄的私人藏書目錄,就多達數十家,甚中像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及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還流傳到現 在。當然,宋代藏書家不止這數十家,初步估計,應有數百家。宋代以後,隨著私人刻書業的發達和交通的方便,圖書更容易流通,私人藏書風氣日益興盛,根據光 緒年間葉昌熾所寫《藏書紀事詩》,收錄五代到清代的藏書家約六百人。近人李玉安、陳傳藝所編的《中國藏書家辭典》,則收錄一千一百四十九人,雖然其中有些 是目錄學家或圖書館工作者,不盡為藏書家,不過,歷代藏書家之多,於此可見一斑。
藏書家對社會文化有正面的意義,其主要貢獻有二:一是私人藏書可補官府藏書的不足。官府藏書由於有 其特定的藏書標準,所以有些圖書不得入藏,而私人藏書則隨藏書家的喜好,所藏是多樣化。宋代文獻學家鄭樵在《通志‧校讐略》裡,談及曾見釋慧邃專門蒐藏宋 代名臣及高僧的信函,而這些信函,是官府所沒有的;他又說在福建漳州的吳與,其家藏有一些算術類的古書及《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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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氏星經》、《漢宮典儀》、《京房易鈔》等書,都是官府所沒有的罕見圖書。又如清代乾隆年間編《四庫 全書》時,也鼓勵藏書家獻書,像浙江的藏書家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江蘇的藏書家馬裕、周厚堉、蔣增瑩,北京的藏書家黃登賢、 汪如藻等,都各提供了百種以上的圖書,所以藏書家對圖書的保存,有很大的貢獻。其次是,在少有公共圖書館的古代,私人藏書樓或多或少提供了當地人讀書的機 會。在古代,除了少數的書院或佛寺,將其藏書提供眾人閱讀,可算是一種公共的圖書館外,一般的公共圖書館並不常見。部分胸襟開闊的藏書家,會把藏書借人傳 抄,或定時開放,發揮了類似公共圖書館的功能。此外,藏書家勤於勘正古籍的錯誤;或勤於蒐訪已失傳的古籍;或把家藏祕笈刊刻流傳,使孤本祕笈得以化成萬千 數種,造福學林;這些都是藏書家對社會文化的貢獻。當然,有部分藏書家把祕笈當戍骨董,不知利用;也有藏書家把所藏視同禁臠,不讓外人借閱傳抄,這種心 態,固然不可取,更不值得效法。
今日公共圖書館雖已處處都有,但私人藏書仍然有其必要,因為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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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閱讀方便外,還可以表現藏書之特色,如能養成年老後把藏書捐給公共圖書館,展現與古代藏書家不同的現代藏書家風範,那是筆者最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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