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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並沒有把小說化為形象的宗教教義。這從他日後小說宗教趣味的日漸淡薄，以至洗脫淨盡也可以見出。作為 宗教學者，許地山小說創作受到印度文學與佛教思想影響，他接受了泰戈爾的宗教思想與文藝觀。難得的是，「他把基督教的愛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與古舊情 緒糅合在一處。」⑳毫不牽強地融成一片，由此形成了他特異的東方式的情調風格。許地山也確乎曾「立願盡此生，能寫一篇愛情生活，便寫一篇；能寫十篇，便寫 十篇；能寫百、千、億、萬篇，便寫百、千、億、萬篇。」﹝21﹞可他的寫愛情，只不過是為了他的小說披上一件戀愛的外衣罷了，表達的仍然還是作者充滿二重性的人生觀，是五四時期市民意識的產物。正因為如此，茅盾認為，許地山在五四初期的作家中是「頂不迴避現實的一人」﹝22﹞，外表是浪漫的，而骨子裡卻是寫實的。

　　1928年 發表的《在費總理的客廳裡》便是使這種寫實的跡象變為明顯的現實主義傾向的開端。從那時起，許地山一改初期浪漫傳奇的偏嗜。在激烈動盪的時局衝擊下，他直 面中國社會現實，小說背景亦從異域、鄉野轉向北平、廣州等人都市，資本家、官吏、警察、交際花、城市貧民、乞丐、遊民……出現在他的小說裡。他抨擊費總理 這個偽善無恥的資本家及其依靠的反動政權（《在費總理的客廳裡》），諷刺洋奴的醜態行狀（《三博士》），鞭撻大發國難財的交際花（《無憂花》），在對妓女 非人的生活寄予同情的同時，揭露玩弄她們的達官貴人的荒淫無恥（《人非人》）。社會的不平和階級的對立，開始成為這一時期許地山小說的基本背景，雖然在根 本上他還沒有能夠徹底擺脫宗教觀的影響。中篇小說《玉官》（1939）就集中地暴露了他創作思想的這一矛盾；一個甲午海戰陣亡士兵的未亡人玉官，靠著堅韌的意志頑強地生活了下來，但是，在她的靈魂中，卻是對基督教義的虔信與對民族之恨的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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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品對當時革命形勢的描寫也模糊了前進與倒退的界限。

　　標誌著許地山走上切實沉著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的，是他1934年發表的《春桃》和1940年 發表的《鐵魚的鰓》。《春桃》以飽含感情的筆觸，刻畫了一個在命運惡浪的撥弄面前穩健地駕駛著人生之舟的強者——春桃。當兵匪戰禍使春桃的生活中同時出現 了李茂和劉向南兩個男人的時候，這位樸實堅強地位卑微的勞動婦女作出了自己勇敢的、也讓別人吃驚的選擇，在「我是我自己的」、「咱們的事，誰也管不了」的 信念統馭下，她和兩個男人開起了「三人公司」，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運，以自己的生活邏輯來安排自己的生活，表現了勞動者在生活的重壓下相濡以沫的高 街情操和道德準則。春桃的性格正是在苦難命運的反襯下顯得熠熠生輝、高潔華美，並為讀者和論者一致肯定，是20世 紀中國文學史上難得的富有現代氣息與魅力的下層女性形象之一。春桃的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不僅顯示出了比敏明、尚潔、惜官、玉官等女性高得多的道德審美價值， 更顯示了作者許地山對勞動人民的真正了解。《鐵魚的鰓》以報國無門的科學家雷教授的不幸遭遇、不幸結局為基幹，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當局的賣國政策，既歌頌了 雷教授的愛國熱忱，又暗示了「科學救國」純屬幻想，全篇袒露著雷教授（同時也代表著作者）深沉執著的愛國情懷，風格蒼勁堅實。這種變化是許地山在抗戰爆發 後的香港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所留下的鮮明印跡。《春桃》、《鐵魚的鰓》以切實的現實背景和鮮明的時代色彩，改變了人們對他初期小說的觀感。從浪漫傳奇 轉向客觀寫實，許地山一步步走出了曾經瀰漫於他作品中的宗教氛圍。

　　許地山的小說在文學研究會作家中顯得資質清純、獨立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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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學發展史中也佔有特殊的位置。

　　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福建長樂（今屬福州市）人。1919年9月，當她還在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讀書時便以處女作《兩個家庭》在《晨報》嶄露頭角。接著又發表《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等近20篇小說，還有一些詩歌、雜感，成為新文學初期最早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可以說冰心是帶著這些「問題小說」開始她在小說世界的長途跋涉的。冰心學生時代就讀於教會學校，基督教的泛愛思想對她的創作思想、人道主義觀念影響甚深。

　　1921年文學研究會成立後，冰心是最早加入該會的少數女會員之一。1923年1月冰心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詩集《繁星》。同年5月又出版她的短篇小說散文集《超人》。以後又陸續出版了《往事》、《姑姑》、《去國》、《冬兒姑娘》等小說集。

　　1919—1920年，被五四的驚雷震上文壇的冰心，以問題小說起步，表現了探究人生意義的熱忱。《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秋風秋雨愁煞人》等揭露了「舊社會、舊家庭的不良現狀。」﹝23﹞ 《兩個家庭》以對比的方法寫隔鄰而居的兩戶人家，男主人公都是留英歸國的才俊，但一家的妻子治家有方，另一家的妻子雖出身仕宦人家卻不諳家政，探討的是家 庭幸福和婦女在家庭中的責任問題。《斯人獨憔悴》直接反映了五四學生運動，寫參加學生運動的穎銘、穎石兩兄弟與頑固守舊的父親之間的矛盾。這篇小說由於真 實地反映了五四時期具有相當普遍性的父子兩代人的思想衝突，傳達了當時不甘被家庭所拘囿的新青年的苦惱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這些小說來自熱心投身五四 學生運動的青年謝婉瑩的真切感受，敏銳地捕捉住時代的脈搏，目的在「感化社會」，「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想去改良」﹝24﹞，顯示了冰心從家庭的窗口審察社會問題的獨特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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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國》寫得憂憤深廣，關注的是當時頗為嚴重的人才棄置這一社會問題。留學生英士自美國學成歸來，面 對的卻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黑暗現實，這位報國無門的青年無奈之下只好再度去國，並且喊出了悲憤的心聲：「我的初志，絕不是如此的，祖國啊！不是我英士 棄絕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在國家貧弱、亟需用人之際，在國外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才，卻不得其用。這是何等的荒唐，真是令人悲憤不已！冰心敏銳地 發現了這一社會弊端，痛切陳辭，無疑具有積極的時代意義。聯繫她晚年發表的《遠來的和尚》、《落價》等小說，可以看到這位憂國憂民的女作家幾十年如一日， 對人才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的關注。此時的冰心還把同情的目光投向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描寫了他們的不幸和淒楚。《三兒》以冰心學生時代辦半日義校的生活為 素材，寫一群失學拾荒的孩子被槍彈擊中致傷的慘劇。一面寄託著她的關愛和同情，另一面也向舊社會提出了強烈抗議。這種抗議的聲調在《一個軍官的筆記》、 《一個兵丁》等小說中更見激越，揭露了使生民塗炭的「主戰者」，貫穿著反戰基調。這類題材的作品與冰心的出身及孩提時代的經歷密切相關。她的父親擔任過清 朝海軍軍官，童年的冰心曾跟隨父親在煙台親察過下層士兵的生活。以切實的生活積累為基礎的這三類「問題小說」表現了早年冰心以創作去改良人生的初衷和敏銳 的社會意識，「這裡面有血有淚，有凌辱和呻吟，有壓迫和呼喊，」﹝25﹞其主旋律則是掙扎和呼號。

　　如果說初期「問題小說」還是「只問病源、不開藥方」的話，那麼，1921年發表的《超人》則標誌著冰心對種種社會問題開出了她的「藥方」——這就是「愛」的哲學。「愛、童心、自然是她的『愛的哲學』之鼎的三足。」﹝26﹞前一階段中的小說像《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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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安息》對於「愛」的追求，已初露端倪。《超人》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是冰心宣揚 「萬全之愛」、謳歌偉大的母愛的代表性作品。冷心腸的青年何彬，原本信奉尼采的超人哲學，但終為祿兒的行為所感動，在「母愛」與童心的夾擊下，轉而虔信 「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何彬欲以「愛的哲學」來戰勝尼采的超人式的「憎世哲 學」。該作以《超人》為題，實質顯出了反「超人」的傾向，然而過分誇大「愛」的作用，沉湎於美麗而不免空洞的幻想，並不是一個理想的「藥方」。可以看作 《超人》續篇的《煩悶》（1922）和《悟》（1924） 進一步發展了《超人》的「愛的哲學」，把親子之愛推及萬物之愛。《超人》、《煩悶》、《悟》構成了冰心「愛的三部曲」。《煩悶》充分展示了時代青年的內心 矛盾、心理波折和精神危機，最終以母愛驅走了煩憂；《悟》則更進一步，把「愛的哲學」宣揚到神聖無邊的程度，推向極致。在星如看來，天地萬物，「一切只為 著愛」，「有了母愛，世界上便隨地種下愛的種子」。「愛的哲學」被系統化了，這同冰心受基督教博愛思想、泰戈爾的宗教哲學的影響關係甚深。比較起來，這一 階段冰心的問題小說較為側重對人物心理問題的關注。

　 　冰心的問題小說圍繞著「愛的哲學」經歷了發展變化的階段，從追尋到宣揚，最後信疑參半，這是冰心小 說獨特的旋律。冰心的愛的歌唱，既傳達出全人類普遍相通、凡人皆有的一種高潔情愫，也表現了生活在充滿虛偽、奸詐的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對於純真、無私的感情 的渴求。缺憾在於她未免把自己從家庭中、從基督教與泰戈爾「愛的哲學」中得來的東西過於普遍化、過於絕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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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冰心把母愛當作支撐宇宙的擎天柱石、躲避時代風雨的心靈港灣和診治社會痼疾的萬靈藥方的時候，冰心自己就被懸在了「天上人間的中段」﹝27﹞，「愛的哲學」也就顯出了它的缺陷。

　　從美國學成歸國後沉默數年之久的冰心在1931年 發表了《分》，劃出了她小說創作的一個新階段。與《分》相近，顯示了冰心小說新姿的還有《六一姊》、《冬兒姑娘》、《我們太太的客廳》、《相片》等。它們 顯然從作者以往信奉與宣揚的「愛的哲學」與早已潛隱地所受的基督教教義的影響中有所超拔。略具童話色彩的《分》將教授與屠夫的孩子從同一個產院的嬰室 「分」道揚鑣的不同前途加以比照，透露了冰心思想中開始萌生的某種階級觀念，這對冰心這位「萬全之愛」的歌手來說，確是難能可貴的。冰心終於對自己長期以 來信奉的「愛的哲學」產生了明顯的懷疑和詰問，留下了她思想前進的足印，有愛有憎代替了「萬全之愛」，呈現了冰心以後現實主義小說的思想藝術基調。

　 　《關於女人》是冰心抗戰時期在重慶《星期評論》上以「男士」筆名發表的重要作品。這是一部女作家以 男性身份、眼光寫的奇書。作品敘述的十四個女人，既有知識者也有勞動者，致力於探討婦女的地位和命運。《後記》中說：「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 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可見她對女性的尊崇和褒揚。在《我的奶奶》、《我的同班》、《我的鄰居》、《我的學生》、 《我的朋友的母親》和《張嫂》等篇中，作者栩栩如生地刻畫了在抗日戰爭的非凡年代，普通中國女性堅韌頑強、端莊自立的風貌。由於採用反串的手法，時有雙 關、雅謔的雋語，文筆簡勁詼諧，作品顯得頗具情趣，是冰心創作中重要的現實主義收穫。

　　冰心的小說形成了她獨特的個人風格，是現代小說領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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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魯迅之後，稍早於郁達夫出現的出色的文體家。冰心出身名門，後又長期就讀於教會學校（貝滿女中、燕京 大學），和諧幸福的家庭生活，基督教博愛思想的薰陶，印度宗教哲學家泰戈爾的「愛的哲學」與文學的影響，對母愛、兒童愛、自然愛的真誠禮讚，她個人溫婉雅 致的氣質，都影響著她的文學風格。初期的問題小說，一方面有著鮮明、強烈的時代氣息；另一方面「愛的哲學」的宣揚也在探究社會、家庭、青年問題的小說中投 下了感傷、憂鬱的印痕，淡淡的憂愁、溫柔的抒情和委婉有致的敘述語氣，使冰心區別於同時期的其他問題小說家，顯示出獨特的格調。冰心小說不以曲折的情節見 長，也沒有激烈衝突的渲染誇飾，結構單純，常用對比的方法，耐人咀嚼回味。冰心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詩歌散文，如《春水》、《繁星》、《寄小讀者》 等，都形成了一種被稱為「冰心體」的文字風格。「冰心體」的文學語言，典雅秀逸、清麗淡遠。她以白話為主，雜糅古今中外，努力實踐「白話文言化」、「中文 西文化」，把率真的自我和童真的個性，自然地滲入流利、凝練的文字之中，呈現出詩情洋溢、含蓄不露的閨秀風範，從這一點看起來，「冰心體」實是冰心文學創 作的最大成就。

第三節　郁達夫

　　郁達夫（1896—1945），名文，浙江富陽人，是創造社的發起人和最重要的小說家。在散文、舊詩詞、文學理論、翻譯等方面也有獨到的貢獻，以小說創作影響最大。

　　從1920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寫作小說處女作《銀灰色的死》到1922年回國，這期間除《銀灰色的死》以外，郁達夫寫了《沉淪》、《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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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篇小說於1921年10月 結集為《沉淪》，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這是郁達夫自己第一部、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沉淪》的出版轟動一時，毀譽參半。褒之者認為它真 實地抒寫了青年的時代病，開創了小說的新體式，標誌著「自我小說」的興起，貶之者攻擊它為「誨淫」，是不道德、不端方的文學。周作人當時寫了《<沉淪〉》，為之辯誣，認為它「雖然有猥褻的分子而並無不道德的性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28﹞郭沫若評論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的閃擊」，「這種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29﹞《沉淪》集中的三篇小說都以留學日本的青年生活為題材，是「青年憂鬱病的解剖」﹝30﹞，奏出了郁達夫此後一系列類似之作的感傷抒情基調，如《胃病》、《中途》、《懷鄉病者》等。

　　《沉淪》的主人公「他」是一個留日學生，因對愛情的渴望得不到滿足，又兼不堪忍受異族的欺凌，最後投海自盡。小說大膽描寫了這個受五四思潮的洗禮而覺醒的現代知識青年「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31﹞，以及由此而生的變態性心理，雖在分寸的把握上不無失當之處，但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作品最後通過主人公之口喊出的「祖國呀祖國！……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表達了郁達夫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具有積極的思想意義。

　　1922年7月 回國以後，在編輯創造社刊物的同時，郁達夫為生活所迫，輾轉於安慶、上海、北京、武昌等地，廣泛接觸了國內生活，創作視野漸趨開闊，目光投向社會低層的被 侮辱被損害者。《血淚》、《蔦蘿行》、《青煙》、《采石磯》、《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或寫回國後生計的艱難、貧困和失業的痛 苦，或寫知識者和勞動者的同病相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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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歷史故事糅進現實生活，表現出思想的前進以及從抒寫「性的苦悶」向訴說「生的苦悶」的轉移。

　　1927年發表的《過去》與1928年發表的《迷羊》，形成了郁達夫創作路向的轉折。在這些作品（還有《她是一個弱女子》、《出奔》等）中，作者力圖擴展現實生活的容量，甚至描繪時代的風雲、革命的波瀾，有比較鮮明的政治傾向，但在藝術上有時不免力不從心，概念化的弊端也很顯然。另一方面，從30年 代初，移家杭州前後，生活環境的變化使郁達夫的隱逸思想有所抬頭，在《遲桂花》、《東梓關》等其他一些作品中，流露較濃，而藝術上卻有較高的成就。抗日戰 爭爆發後，郁達夫由武漢而新加坡而印度尼西亞，數度遷徙，堅持進行抗日救亡的實際工作，小說創作擱筆，散文、遊記、評論乃至政論，出產不少。直至被日本憲 兵隊暗害，他一直沒有放下戰鬥的筆。郁達夫終其一生，都堅持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不僅是一個傑出的文學家，而且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深沉的愛國主 義和人道主義……是奔騰在郁達夫全部生活和創作中的主流。」﹝32﹞

　　郁達夫的小說突出表現了五四青年對人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擠出軌道的「零餘者」的哀怨。《南遷》、《沉淪》、《銀灰色的死》中的「他」、「伊人」、「Y君」， 《茫茫夜》、《風鈴》、《秋柳》中的「于質夫」等，心中都交集著個人的積鬱和民族的積鬱，深感自身的孤凄悲涼，強烈地要求個性解放。追求異性真摯的愛情和 純潔的友誼。他們或因是「弱國子民」而在異國他鄉備受輕侮、嘲弄，或不見容於社會，被社會所遺棄，由此變相自戕或表現出某種變態心理。他們不甘沉淪卻又無 力自拔。在茫茫人海中，他們時時為自身的煢煢孑立、幾被世人遺忘的境遇深感痛苦，為自己只是一個生活的「零餘者」落淚嘆息。他們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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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傷憂鬱，內向而又敏感，孤傲復又自卑，這是「零餘者」作為郁達夫小說中一個形象系列而共有的氣質。 他們的心中始終都沒有減退過追求理想生活的熱情，他們的身上有相當濃重的理想色彩。流露出在民族覺醒時期一個敏銳的知識者審視自身的傷痕和民族的傷痕所產 生的幻滅感和危機感，發出了五四文學中個性主義與自我表現、自我反省的強音。

　 　郁達夫的小說還鮮明地表達了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情懷。在以留日學生生活為題材的《銀灰色的死》、 《沉淪》等作品中，主人公作為弱國子民所受到的屈辱，使他們迸發出真摯的熱愛祖國、渴望祖國強盛的強烈願望，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民族歧視提出了憤 懣的控訴。這些作品借驚世駭俗的自我暴露，不僅向虛偽的封建禮教挑戰，也直接揭露了恃強凌弱的黑暗社會。由於有著作者切身的體認，而使作品顯示出強烈的民 族自尊意識，十分真實而感人。回國後不久所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說，由抒寫「零餘者」的窮愁苦悶轉而擴展為關切、同情勞動者的苦難命運， 把一己私情的真切感受化為具有社會意義的情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個性解放要求和社會解放要求的統一。通過窮困潦倒的知識者「我」與煙廠女工陳二妹、 人力車夫「他」的生活境遇的聯繫對比，既流露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慨嘆和對普通平民真誠的同情和熱愛、敬佩，又從這種對比中認真剖析了落拓的下層知識者 的心理及其在自慚中因受勞動者的感化而趨於昇華的過程。既閃現出人道主義的光芒，還多少「帶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是郁達夫接觸了國內的現實生活後在小說 創作上的變化。30年代寫的兩個中篇《她是一個弱女子》、《出奔》還描寫到工人罷工和鄉村的革命風潮，雖然藝術上不免粗糙，但其中對於政治激烈鬥爭和日軍侵華暴行、土豪劣紳的惡行劣跡、革命者的動搖的真實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