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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年代小說㈠

第一節　二十年代小說概述

　　在20年代的小說創作界，「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小說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循此方向探索、作出實績的，主要是在魯迅影響下的文學研究會及與之相近的未名社、語絲社的一些成員。

　　20年 代人生寫實派小說家直接師承了「文學革命」倡導期《新青年》、《新潮》作家群的傳統。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的魯迅，及在《新潮》上發表小說的羅家倫、葉 紹鈞、俞平伯、汪敬熙、楊振聲等，在《晨報》上發表小說的冰心，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小說的胡適，在《星期評論》上發表小說的沈玄廬等，首開問題小說的先 河。《狂人日記》、《藥》、《傷逝》　（魯迅）、《這也是一個人？》　（葉紹鈞）、《是愛情還是苦痛？》　（羅家倫）、《漁家》、《貞女》　（楊振聲）、 《一個勤學的學生》　（汪敬熙）、《花匠》　（俞平伯）、《一個問題》　（胡適）等作品，從各種角度觸及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民主主義、人文主義思潮廣 為傳播的背景下，表現了文學與現實的密切聯繫。

　　問題小說的初出固然是在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前的1918～1920年間，但問題小說的寫作極一時之盛、形成一種創作風尚，則與周作人在理論上的倡導，冰心、葉紹鈞、許地山、廬隱、王統照等文學研究會會員的創作不可分離。周作人指出：中國過去沒有問題小說，只有「教訓小說」，五四新文學革命後才有問題小說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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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與「教訓小說」不同，「提出一種問題，借小說來研究它，求人解決的，是問題小說」；「問題小說所提 倡的，必是尚未成立，卻不可不有的將來的道德」，「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①魯迅說，自己寫小說「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 問題而已」②。文研會小說家群則是以「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的問題」③為共識的。

　 　問題小說的主題、題材比較廣泛。舉凡家庭之慘變、婚姻之痛苦、女子之地位、教育之不良乃至勞工問 題、兒童問題、青年問題、婦女問題、社會習俗問題、下層平民被壓迫的遭遇、國民性的改造、人生的目的和意義……都有涉及。「問題小說」是充滿各種矛盾的社 會現實和寫實派作家熱心上下求索的創作心態碰撞的產物，也是五四啟蒙精神和作家的人生思考相結合的產物，它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精神心理的需求。問題小說在五 四時期的興盛，也是借鑑外國文學的結果，這種借鑑主要源於三個方面：有「提出問題的文學」④之稱的俄羅斯文學以及東北歐文學；五四初期作過較多介紹的挪威 作家易卜生的問題劇；印度作家泰戈爾的哲理小說。當然借鑑是植根於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真切考察基礎之上的。

　　問題小說的代表性作家除了冰心、葉紹鈞、許地山（在本章第二節論述），還有廬隱、王統照等人。

　　廬隱（1899～1934）， 原名黃英，福建閩侯人，五四時期是與冰心齊名的女作家。她的創作一開始也多為問題小說。《一個著作家》、《靈魂可以賣嗎？》等篇，展現了一齣齣「血和淚」 的社會悲劇，頗有社會意義。茅盾曾肯定：「『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⑤在其代表作中篇《海濱故人》和 《或人的悲哀》、《麗石的日記》等短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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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什麼」的焦灼而苦悶的呼問是其主調。《海濱故人》以「自敘傳」的手法寫露莎和幾位女同窗從聚 首言歡到風流雲散的過程，宣洩了尋求人生意義和自我價值的鬱悶心理，流露出強烈的女性意識和現代意識。她的探究的答案不同於冰心的「愛」，而是「恨」和 「疑」。她以細膩多感的文筆，真切入微地袒露了五四知識女性中相當一部分人半新半舊的二重性格與心態，顯示了出色的抒情才能。長篇《象牙戒指》、《女人的 心》、《歸雁》及《雲鷗情書集》、《廬隱自傳》等，大量運用日記體、書信體和第一人稱敘法，對於男女情愛心理的描繪尤為成功，深受中國古典言情小說和婉約 派詩詞影響，風格感傷，基調悲戚，可與同時期的郁達夫媲美，是新文學抒情小說的開拓者之一。

　　王統照（1897～1957）， 山東諸誠人。他的初期小說（如《雪後》、《沉思》、《微笑》等），在探究社會問題時，多用象徵手法，執著地追求「愛」與「美」。《沉思》中的女模特兒瓊逸 本是「愛」與「美」的化身，而終為世所不容，象徵著「愛」與「美」的幻滅。《湖畔兒語》寫出對下層勞動者的殷殷關愛同情，較前切實。《生與死的一行列》寫 城市貧民魏老兒的悲劇一生，有力地控訴了社會的黑暗。《沉船》和《刀柄》顯露了從問題小說向鄉土文學的轉向和進展，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1933年 出版了王統照最重要的長篇小說《山雨》，這表明他把主要精力傾注到養育他的齊魯大地，以中農奚大有一家的遭遇為線索呈縱向展開，筆涉城鄉兩地，寫出了「北 方農村崩潰的幾種原因和現象，以及農民的自覺」⑥，畫出了一幅新時代的「流民圖」。小說人物形象血肉豐滿，地方色彩濃郁，場景開闊，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問題小說的著名作品還有《買死的》（李渺世）、《三天勞工的自述》（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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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枯》（王思瓚）、《兩孝子》（樸園）、《海的渴慕者》（孫倀工）等。

　 　問題小說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社會針對性；追求一些哲理色彩；通常是「只問病源，不開藥方」，留下 思考的餘地，但也有些作家試圖找尋答案，以「美」和「愛」來彌合缺陷，淨化人生。社會功利的傾斜使之不免帶有觀念化與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會問題所 沖淡，削弱了它的審美價值，只能說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為人生」的文學風尚和潮流，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文學流派。

　　在現代小說史上最早顯露出流派風範的，是1923年左右在魯迅小說影響下，由文研會和未名社、語絲社一些作家創作的鄉土小說。

　　魯迅是開創鄉土小說範型的先行者，他收在《吶喊》、《彷徨》中的名作（如《故鄉》、《祝福》、《阿Q正傳》、《孔乙己》等）以對東南沿海鄉鎮人事的出色描寫，為現代小說的發展展示了新的路徑。學步魯迅、注目鄉土的青年作家有許杰、王魯彥、王任叔、詐欽文、徐玉諾、潘訓、臺靜農、彭家煌、黎錦明、廢名、斐文中、蹇先艾、羅皚嵐等，構成了20年代中期頗為可觀的鄉土小說家群體。

　 　鄉土小說的崛起，是寫實派作家在堅持「為人生」文學觀念的前提下，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克服「思想大 於形象」的通病，逐漸走向成熟的必然歸趨。這些來自鄉村、寓居於京滬等大都市的遊子，目擊現代文明和宗法制農村的差異，在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啟迪 下，帶著對故鄉和童年的回憶，用隱含著鄉愁的筆觸，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⑦以其剛健、清新、質樸之氣使創作界面目一新，又由於挾帶著 各地鄉情民俗的記實和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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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了鮮明的地方色彩，從整體上呈現出比較自覺而可貴的民族化追求。雖然在對「國民性」的反思上還沒有達到魯迅似的深刻，但畢竟開拓了立足堅實的中國大地、發揮自己創作優勢的寫實派小說的新路。

　　20年代鄉土小說家中不少是浙江、湖南、安徽、河南等地人。浙江天台的許杰（1901～1993）、鎮海的魯彥（1901～1944）、紹興的許欽文（1897～1984） 都是浙東人。許杰是那時「成績最多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家」，「最長的《慘霧》是那時候一篇傑出的作品。」⑧它以開闊的視野、雄健的筆觸，酣暢淋漓地鋪展了 兩鄉村人們的「械鬥」場面，驚心動魄地揭示了傳統的私有觀念和剽悍蠻野民風相結合所釀成的血的悲劇。此外，《賭徒吉順》寫「典妻」、《出的前夜》寫「沖 喜」，也都展示了鄉民的愚昧、落後。魯彥是鄉土寫實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菊英的出嫁》寫冥婚的古舊民俗，情節奇特，寫得煞有介事，在荒唐的排場中隱 現出深沉的悲痛。《黃金》以銳敏的感覺和遒勁的筆致把鄉村的原始式的冷酷表現得淋漓盡致。如史伯伯終於在勢利的鄉風中被撥弄得搖搖晃晃了。此外《屋頂 下》、《阿卓呆子》、《李媽》等作品也都相當出色。許欽文以《故鄉》命名自己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自招為鄉土文學的作者。」⑨中篇《鼻涕阿二》就頗有 《阿Q正傳》的風格，以詼諧之筆寫畸形人物，展示了宗法制農村中婦女被毀滅的悲劇。《石宕》寫採石為生的勞動者的命運，《瘋婦》以婆媳矛盾寫鄉村的陳規陋習，這些都是鄉土小說的可貴成果。同是湖南作者，湘陰的彭家煌（1898～1933）和湘潭的黎錦明（1905～1999）風格各異。彭以穩健沉實著稱，而又有相當多的喜劇色彩。《慫恿》揭露土豪劣紳橫行鄉里、魚肉鄉民，《喜訊》寫老農寄望於將從師範畢業的兒子帶來「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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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等來了兒子被當作政治嫌疑犯判刑的消息，筆法從容簡練，技巧相當圓熟。黎錦明鄉土題材的小說不多，但文筆不似其他人那般沉重，《出閣》寫鄉下姑娘出嫁的情景，頗富明朗、歡快的氛圍，讀來很有味道。以後名聲很大的語絲社成員廢名（1901～1967，湖北黃梅人）發展了這種傾向，在《竹林的故事》、《菱蕩》、《浣衣母》等作品中，精心刻畫出鄉村生活的古樸、溫馨、寧靜、優美，有一種田園牧歌式的風情。未名社成員臺靜農（1903～1991， 安徽霍丘人）的鄉土小說有很高成就，曾獲魯迅的好評。他比一般作家更自覺地從鄉土取材，又能加以更深刻的開掘，手法質樸，風格沉鬱，悲劇色彩濃。《燭 焰》、《拜堂》、《天二哥》、《紅燈》諸篇，都很帶魯迅風。在對舊中國病態農村社會的解剖和農民精神病苦的表現上，臺靜農堪稱堅實沉著的「地之子」。除上 述作家作品以外，潘訓的《鄉心》、徐玉諾的《一隻破鞋》、蹇先艾的《水葬》、王任叔的《疲憊者》、羅皚嵐的《來客》等，也各有成功之處。

　 　鄉土小說在藝術上無疑比問題小說更趨於成熟，成就較高。大多注意人物和環境的關係，人物性格比較鮮 明、生動，注重地方風物、風俗畫的描繪。作者們開始較為自覺地追求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或氣魄恢宏（許杰）、或樸實沉鬱（臺靜農）、或細膩簡潔（彭家 煌）、或於詼諧中帶著冷諷（魯彥）……推動了現代小說在寫實方向上的長足進展。鄉土小說對現代文學的整體格局也有長遠的影響。

　　從總體上看，以文學研究會作家為中堅的現實主義小說，立足社會現實，關注民生疾苦，針砭社會痼弊，執著於人生意義的探尋，同情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下層勞動者，表現出鮮明的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精神，體現了「為人生」的文學觀，有著較強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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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藝術傾向雖也有若干主觀情愫的點染和淡淡的感傷情調，不無浪漫抒情的滲透（個別作者如王以仁則 酷肖浪漫抒情派），而基本傾向則是趨於客觀寫實，強調對外在世界的精密觀察與真實再現，於沉著厚實中流露出深沉、峻烈的情懷，同時又呈現了各個作家多姿多 彩的藝術風範。在現代文學的長河中，他們的創作使現實主義在20年代形成了一江壯闊的洪峰。

　　與「為人生」的寫實派小說相對峙的，是前期創造社和與之相近的其他社團的一些小說家。他們不注重對客觀現實的真實再現，而是力主忠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標舉自我情緒的審美表現，在20年代的小說界，別立新宗，另闢蹊徑，開拓出現代小說新的園地——浪漫抒情的小說創作。

　 　這一流向的代表性作家首推郁達夫。除他而外，創造社的郭沫若、倪貽德、葉靈鳳、陶晶孫、葉鼎洛、周 全平及馮沅君（她雖非創造社成員，但其作品多在創造社刊物上發表）等，淺草——沉鐘社的陳翔鶴、林如稷，彌洒社的胡山源，藝林社的劉大杰，乃至文學研究會 會員王以仁、滕固等，都是風格相近而各具特色的小說家。他們共同塑造了這一流派的整體形象。

　　在前期創造社的小說家中，張資平（1893—1959， 廣東梅縣人）初期的某些短篇小說（如《梅嶺之春》、《她悵望著祖國的天野》等）間有浪漫感傷的氣息。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新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也採 用自敘傳寫法，而其大部分小說（從《飛絮》開始）則更接近寫實主義而頗有自然主義色彩，終至沉湎於性愛、肉欲描寫的惡趣，殊不可取。「創造社」系統的小說 家中，他儼然一顆「脫了軌道的星球」。創造社的大部分小說家主要接受的是郁達夫的影響。倪貽德（1901—1970，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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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玄武湖之秋》和《東海之濱》兩個集子中的小說，堪稱浪漫抒情派的正宗。主人公多為畫家、藝術青年（倪本人是美專畢業），清寂失意、感覺銳敏，在懷舊中排遣感傷的情緒，富陰柔之美。強烈的自我表現與赤裸裸的真情流露，使他的小說非常接近郁達夫風格。陶晶孫（1897—1952， 無錫人）自稱是一直寫新浪漫主義小說的作家，在日本有長達十五年的留學經歷，所作有濃重的東洋風味。代表作《木犀》全篇籠罩著木犀花的香氣，把主人公憶念 中的師生戀情寫得虛幻而溫馨，飄逸而甜美。《音樂會小曲》全篇分三章，以春、秋、冬三季更迭及音樂的旋律，感應人物與三位女性之間微妙的情愫，形式上頗為 別致、精巧。他的小說也喜用「晶孫」或「無量君」為主人公命名，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歷歷可見。與陶晶孫作風近似的葉靈鳳（1905—1975， 南京人），文學創作時間很長，有《女媧氏之遺孽》、《菊子夫人》、《鳩綠媚》、《處女的夢》等短篇小說集及長篇小說《愛的滋味》、《紅的天使》、《未完成 的懺悔錄》等多種。擅寫戀愛題材，情節撲朔迷離而結構多變，受到弗洛伊德學說的很深影響，對於變態性心理的描寫有相當深度。《女媧氏之遺孽》解剖有夫之婦 蕙與青年學生箴相戀時的隱祕心理，絲絲入扣，《姊嫁之夜》寫姊弟之間的幻戀，《紅的天使》寫多角戀愛，《落雁》寫老人狎男色，《鳩綠媚》寫怪誕的骷髏之 戀，古今錯綜，真幻莫辨，至為新異。《未完成的懺悔錄》寫法變化多端，開闊靈活。葉靈鳳的小說為浪漫抒情派小說提供了不少新鮮的藝術經驗。馮沅君是創造社 推出的唯一有影響的女作家。馮沅君（1900—1974，筆名淦女士，河南唐河人）以《菤葹》、《春痕》、《劫灰》三個短篇集，顯示了與文研會的冰心不同的女性文學風格。她崇尚「主觀」、「個性」的表現，所作皆帶自傳性，表現了五四青年女性對愛情的大膽追求與家庭人倫之愛和男女異性之愛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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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屈動人，別具風姿。《旅行》、《隔絕》、《隔絕之後》採用第一人稱或書信體手法，寫出時代女性在兩 難處境中的複雜心理，思想內涵較為豐富，筆觸大膽潑辣，「實在是五四運動之後，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 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⑩

　　彌洒社和淺草——沉鐘社在藝術傾向上與前期創造社相呼應，為20年代浪漫抒情文學推波助瀾。胡山源（1896—1987， 江蘇江陰人）有《散花寺》等小說。作為五四時期專心致志寫愛情小說的社團——彌洒社的主要小說家，胡山源的《電影》、《三年》等篇，歌頌聖潔的愛情，描寫 主人公的愛情體驗，並不顧及作品的結構情節，以散文化的體式而與郁達夫的抒情小說相吻合，顯示了浪漫抒情小說的共同性。他的一篇《睡》，被魯迅讚為實踐 「彌洒社」宣言、「籠罩全群的佳作」⑪。淺草——沉鐘社的陳翔鶴（1901—1969，重慶人）的小說也接近郁達夫，他的《不安定的靈魂》、《西風吹到了枕邊》、《獨身者》、《茫然》、《寫在冬空》等，都屬自敘傳體的浪漫小說，常有一個名為C君（陳的第一個字母）的主人公，帶著郁達夫筆下人物的窮愁潦倒、感傷迷惘，追求個性解放，在人世之醜中彰顯藝術之美，都有相當強烈的主觀抒情傾向。林如稷（1902—1976， 四川人）是淺草社的發起人，他的小說《流霰》、《將過去》，在創作風格上受郁達夫的影響較為明顯，著力刻畫人物內心的苦痛、頹喪與懺悔。「向外，在攝取異 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靈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唱給寂寞的人們」，「卻唱著飽經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⑫。魯迅 的評價道出了林如稷、陳翔鶴等淺草——沉鐘同人小說的抒情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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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研究會中的一些成員也深受抒情小說大家郁達夫的影響。王以仁（1902—1926，浙江天台人）的《孤雁》、《幻滅》在自敘傳的體式、淒苦變態的人物心理、憂鬱感傷的情調、亦嘆亦詠的筆致諸方面都酷肖郁氏，被眾多論者推為很帶郁達夫色彩的作家，甚至郁達夫自己都稱「他是我直系的傳代者。」⑬文學研究會的另一位成員滕固（1901—1941，上海寶山人）的風格有與王以仁相近之處。他對繪畫頗有研究，其代表作《壁畫》寫青年畫家單戀三位女子而不果，乃以血作畫於壁，發洩失戀的悲哀，筆調奇峭。另外一些作品如《石像的復活》、《古董的自殺》等，也多寫主人公對異性的單相思，且多有癖性畸行，帶唯美傾向。

　　以郁達夫為代表的浪漫抒情派小說，在藝術表現上有一些共同的美學特徵，形成了獨特的小說文體，為中國現代小說提供了嶄新的寫法：

　　側重自我表現，主觀色彩濃厚。這派作家多把小說作為作家的「自敘傳」，喜用第一人稱敘事，或者像達夫為他的人物取名「老郁」、「于質夫」一樣，用「愛牟」（郭沫若）、「晶孫」（陶晶孫）、「C君」 （陳翔鶴）等來塑造其自我形象，染上了濃重的自我表現的色彩，真實地袒露作者一己的內心，在經歷、氣質、個性上完成自我文學形象，進行痛苦的自我暴露、自 我反省乃至自我贖罪。他們筆下的「多餘的人」、「零餘者」形象，正是五四一代浪漫而善感的青年的自我寫真，這類小說因此也被稱為「自我寫真小說」、「身邊 小說」等。這類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私小說」（亦稱「自我小說」）的影響。

　　不注重事件的外部描寫，側重宣洩、表現作家的情緒、感受、心境、心態（特別是變態性心理和肉欲苦惱），以此作為結構小說的線索，因此這類小說又被稱為「情緒小說」、「情調小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