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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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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箱本」由於字體太小,很傷眼力,所以傳世者不多。至於那些專供夾帶作弊的變相「巾箱本」,由於 沒有太大的價值,所以更是罕見了。清代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了一部宋代刊印的《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是很小的巾箱本,長四寸,寬三寸餘 而已。本文附圖,是宋代黃庭堅撰的《黃太史精華錄》,是明代所刊的巾箱本,高十四點七公分,寬十一點五公分,現藏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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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文】

說明文字 這是宋代黃庭堅的《黃太史精華綠》,明代刊本,高十四.七公分,寬十一.五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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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文學與美術價值的「題跋」

前人在獲得一部珍本祕笈後,每每喜歡在書的末葉或空白的地方,寫上一段文字。這些文字,習慣上叫做「題跋」或「題記」。

   「題跋」的內容,無所不包。有時記載購得珍本的曲折經過或書價;有時說明該本的特色;有時則敘述該 本流傳的經過;有時則記述校勘的經過。譬如清代初年的著名學者季振宜,曾經用朱、墨、藍三色筆,校勘錢謙益的《全唐詩》稿本。每校畢一個段落,就寫上一則 題記。在第六十七冊《盧仝詩》卷末,有一則題記說:「康熙八年五月初八日,病中校補。季振宜記。」在第七十一冊《白氏長慶集》卷六末頁有一則題記說:「康 熙十一年正月九日,季振宜對宋刻校。」在第七十二冊《白氏長慶集》卷十三末頁有一則題記說:「康熙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季振宜對宋刻校。」在第七十三冊《白 氏長慶集》卷十九末頁有一則題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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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季振宜對宋刻校,時大雪奇寒,得姜府丞、史編修書,甚溫。」從這些題記,可知幾件事:一是季氏在病中、過年及大雪奇寒時,仍不忘校書,令人敬佩;二是季氏校書速度甚速,有時一天可以校兩卷,足見其用功。

   歷代「題跋」寫得最多的,該數清代乾隆年間的藏書家黃丕烈了。黃氏每得到一本祕笈,都會寫上「題 跋」。有一次,經過多次的討價還價,他用白金六十兩購得宋刻本宋代名學者魏了翁的著作《魏鶴山集》,得來不易,高興極了,先後寫了四篇「題跋」。黃氏的題 跋,不僅多,而且內容包羅萬象,掌故甚多,讀來饒有趣味。有一次他購得一部宋版的《戰國策》,他寫了一則題記說:「昔余赴禮部試,入都,於收舊攤買得宋版 《戰國策》,牙籤二,未知誰氏物,書去而籤存,殊令人繫思也。」這則題記,一方面記述購得的經過,一方面對書的舊主,表達無限的懷思。有一次,他購得一部 曾經陸敕先手校的陸游《南唐書》。這部書給書蟲蛀蝕得很嚴重,他請人重新裝訂,花了一些錢,於是寫了一則題記,說:「茲冊為陸敕先手校本,然其所據又為錢 遵王抄本矣。聞此書出張青芝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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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為螙蝕,其上方有闕字,亦飽螙腹,重為陸校,命工重裝。初得此書,用番錢一枚,若以裝工計之,又多 費幾番錢矣。予之愛書,并愛藏書者,後人其諒予苦心哉。」螙,是書蟲,也寫成蠢,又叫白魚、銀魚。番錢一枚,就是一銀元。從這則題記,可以知道這部書的價 錢和黃氏買這部書的心情。有一次,有個姓金的藏書家售書,他購得一批宋版書,其中有一部《孟浩然詩集》(三卷),他寫了一則題記,說:「余於五月抄自都門 歸,聞桐鄉金氏書有散在坊間者,即訪之,得諸酉山堂書凡五種,宋刻者為《孟浩然詩集》、錢杲之《離騷集》、傅雲莊《四六餘話》,影宋抄者為岳版《孝經》、 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索白鏹六十四金,急欲歸之,而議價再三,牢不可破,卒以京板《佩文韻府》相易,貼銀十四兩,方得成此交易。」從這段記載,一方面 可知當時的書價,一方面可知當黃氏和書估討價還價的情形。白鏹,指的是白銀,白鏹六十四兩,就是六十四銀元。由於黃氏熟悉書林的掌故,他寫的「題跋」,很 受人重視。後來,凡是有黃氏題跋的書,都益顯珍貴,大家稱它為「黃跋本」。

  這些「題跋」,不僅文章好,內容充實,還可以欣賞歷代學者的書法真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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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文學和藝術的趣味。譬如明代大畫家唐伯虎(寅),他的畫比較常見,但是他在古書上的「題跋」,就很罕見了。我特地找到了他在明抄本宋朝張世南所撰《游宦紀聞》一書上的「題跋」一則,文字雖不多,但筆法精妙,神氣超邁,並鈐有「唐寅私印」印章一枚,十分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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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文】

說明文字 這是明代名畫家唐伯虎(寅)在明抄本《游宦紀聞》(宋張世南撰)上所寫的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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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刊刻皇帝的名字——談古書刊本中的避諱

   避諱,就是迴避某些人的名諱。一般來說,有三種名諱要迴避,以示尊敬。第一種是自己先人的名諱。譬 如蘇東坡的祖父叫蘇序,所以蘇氏兄弟為別人寫序時,不敢用「序」字,而改用「敘」或「引」。現在很多人在寫論文時,也習慣用「敘」或「引」,就是受蘇氏父 子的影響。第二種是聖人的名諱,例如孔子名丘,所以古人把「丘」字改成「邱」,或者故意缺一筆寫成「■」。近代名畫家張大千先生故居「摩耶精舍」中的「梅 丘」,就寫成「梅■」。除了孔子,有些朝代規定也要迴避周公、老子等聖人的名諱。第三種是皇帝的名諱。中國從秦朝到清朝,除了元代,都規定要迴避皇帝的名 諱。元代為什麼不避諱呢?因為元代人還是用蒙古名,元代皇帝沒有中文姓名,他們的名字是把蒙古文音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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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音譯,就會有多種譯名,無法施行避諱制度。除了上列三種人的名諱要迴避外,在唐肅宗(西元七五六年—七六一年)時,因厭惡安祿山,所以下令全國地名有「安」字的,全部要改掉,譬如把「安定郡」改為「保定郡」,「安昌縣」改為「義昌縣」。這可以說很特殊的避諱例子。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術流行後,連刻書都要避帝王的名諱,其中又以宋代的避諱規定最為嚴格。宋代避諱嚴 格的地方有二:一是不僅要避當時的皇帝的名諱,連已去世的宋代帝王名諱也要迴避;二是規定不僅要迴避帝王的名字,還要避「嫌名」。《禮記‧曲禮》說:「禮 不諱嫌名。」所以早期的避諱方式,是不避「嫌名」的。甚麼叫「嫌名」呢?就是和名字同音和音近的字。例如宋仁宗叫趙禎,不但「禎」字要避,連「楨」、 「貞」、「偵」、「■」、「媜」、「徵」、「■」、「癥」、「湞」、「■」、「寊」、「揁」、「■」等字都要迴避。

  避諱的方法很多,在刊刻古書時,最常用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缺筆,通常是缺最後一筆,這種方法叫做「為字不成」。譬如宋太祖名「匡胤」,「匡」字寫成「■」,「胤」字寫成「■」;宋太宗名「炅」,寫或「■」;宋真宗名「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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