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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沈津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開始編纂。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完成。

　　如今人們提起《總目提要》，必然會想起它的主要編纂者紀昀（曉嵐）。紀昀作為著名學者，還主持編纂了《清通典》、《會典》、《八旗通志》等，他在史學界的歷史地位是不容否認的。

　 紀昀在四庫全書館凡十有三年，然“筆削考核”各類圖書之提要，勢必在參與其事的許多纂修官所擬提要上 進行。據今天所能看到的邵晉涵《四庫全書提要公纂稿》，姚鼐《惜抱軒書錄》等，都是他們在四庫館工作時的部份勞動，也是心血的結晶。應該說，在實際工作 中，“考異同、辨真偽、撮著作之大凡、審傳本之得失，挈其綱領”的應該是這些纂修官們。

　翁方綱，四庫館五十位纂修官中的一員，似乎僅是“承修金石、篆隸、音韻之類”，並不起眼，然而筆者在收集、整理、研究翁氏有關材料的過程中，更認為翁氏於《總目提要》的編纂中，承擔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貢獻應予重新評價。

㈠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晚號蘇齋，順天大興人，生於雍正十一年（1733），卒於嘉慶二十三年（1816），年八十六。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曾任廣東、江西、山東學政，精心汲古，閎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摘抉精審。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方綱督廣東學政凡三任，前後八年。是年秋天，其在省送鄉試，十月即“以失察生員年貌冊，因禮部奏應鄉試諸生，廣東省有冒開年七十以上，希冀邀恩者人數不多，奉旨降三級調用”。（英和《翁氏家事略記》）次年正月二十九日，方綱返回北京，這一年他閒居無事。

　清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館成立。軍機大臣劉統勳為了羅致各方人才編纂《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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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三月十一日向朝廷奏明“查現在纂修翰林紀昀、提調司員陸錫熊堪膺總辦之任，此外並查有郎中姚鼐、主 事程晉芳、任大椿；學政汪如藻；原任學士降調侯補之翁方綱，亦皆留心典籍，見聞頗廣，應請添派為纂修官，令其在館一同校閱，悉心考核，方足敷用”。（《辦 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方綱正式入館修書，從此，他與《四庫全書》及《總目提要》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時的四庫館，極一時名流俊彥，除了劉統勳、于敏中總其事，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陸費墀 為總校官外，修書纂校官則有載震、邵晉涵、周永年、王念孫、程晉芳、任大椿、俞大猷、朱筠、王太岳、姚鼐、金榜、吳錫麒、盧文弨、丁杰諸人，這些海內積學 之士，都各有專長，其時方綱年四十有一，正是壯年之時，參與其中，每日切磋學問，可謂是賢俊蔚興，人文郁茂，鴻才碩學。這些學者的集中，同時也推動了清代 乾嘉間的學術研究風氣。

　　南京圖書館藏《蘇齋纂校四庫全書事略》，二冊，計五十頁，是研究方綱參與早期四庫館工作的一部重要史料。書前有翁氏致程晉芳手札一通，錄如下：

　 　“與程吏部。所以必五人集於一几辦之者，蓋此事需公研討，又須各種書目，應取備檢閱之件，粗以供攈 摭，而後此目可就。然即以吾輩五人者所蓄，前史諸志並前賢讀書諸記未必能一家兼有之，假如兄處有可查之書十許種，而次日集弟齋。弟所蓄只一二種，則兄必將 所省之十許種者皆携來乎，抑係由不知彼三君之所携，不有複乎？且焉知有五人者，此時所蓄之件，合之即皆足乎？假若明日到館商之為一百又過，則萬一後日集兄 處，而人皆恃兄處之各種皆全，竟不携來，未可知也。携而複又未可知也。複而仍不足，又未可知也。細由此事，如庀室材，竹頭木屑，皆須預計，莫若於明日即寫 一知單，列五人者之名，而各疏所必携之書目等，母使複出，其有不足而實想不出者，則亦已矣。其不足而五人稍能憶及者，即乘明日午後於廠肆索之。即如兄處之 《菉竹堂書目》現在弟處，一友寫之，弟即已遣人追來也。如必需某人集某跋，或向某友借之，亦即於某人名下寫出，則頭緒不紊，事易集。四月九日。”

　　按此札的時間，當是方綱入館之初。程吏部，即程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江都人，乾隆進士。究心訓詁，丹黃皆徧，授吏部員外郎、文淵閣校理，充四庫全書纂修官，武英殿分校官。晉芳卒後，方綱撰有“皇清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蕺園程先生墓誌銘”。

　 　札中所謂五人者，除方綱、晉芳外，又有姚鼐、任大椿，另一人或為陸錫熊。《翁氏家事略記》云：“自 癸已春入院修書，……每日清晨入院，……午後歸寓，以是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處，在寶善亭與同修程魚門、姚姬川、任幼植諸人對案詳舉所知，各開應考證之書 目，是午携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每日檢有應用者，輒載滿車以歸。家中請陸鎮堂司其事，凡有足資考訂者，價不甚昂即買留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寫其需查數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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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暫借留數日，或又僱人抄寫，以是日有所得校勘之。”

　 琉璃廠是清代北京圖書、字畫、瓷器等文物的聚散之地，當時江浙書賈將本地所購到的善本或有資料價值的 圖書都運至北京，相聚於陶氏五柳居、文粹堂等坊肆。近人夏桐孫《觀所尚齋文存補遺》“擬補清史文苑翁方綱傳”中有“時江浙書賈麕集京師，每日退直，徧閱琉 璃廠書肆，擇其有關考訂者，載書而歸，力能得者購之，否則摘鈔之，所收金石拓本亦日增富。同好者，日相過從，互為質訂，博洽為一時之最”。《復初齋詩集》 注中也云：“乾隆癸已開四庫館，即於翰林院藏書之所分三處，凡內府秘書發出到院為一處；院中舊藏《永樂大典》，內有摘抄成卷、滙編成部者為一處；各省採進 民間藏書為一處。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廚，供茶飯。午後歸寓，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是時浙江書賈，奔輳輦下，書坊以 五柳居、文粹堂為最”。（孫殿起《琉璃廠小志》，p.29）

　 　編纂《四庫全書》的早期歷史文獻，今天已經很少流傳於世了，原始記錄則更難得見。詩注中所云從“內 府秘書發出到院”，也即從大內提取多種圖書，供纂修官們使用。目前珍藏在北京圖書館的翁氏手稿《覃谿雜稿》，則從一個側面可以窺見方綱為撰寫提要、校書而 作的各種準備。此書中關於四庫之事，一為訪書擬目，卷端原題“擬四庫全書草目”，目錄為別人所擬，方綱改成“訪書擬目”，錄中朱筆、黑筆刪改、補充甚多。 其中史部分二部分，一為金石類、目錄類、譜系類、傳記類、律令類、計二十九頁；一為傳記類、史評類、譜系類、金石類，計二十二頁。此第二部分皆方綱手擬， 包括書名、卷數，部分寫有作者。另為方綱所擬從御書房、南書房、懋勤殿、養心殿、天祿琳瑯以及古董房、瀛臺、畫舫齋、圓明園、景陽宮、五所前庫、摛藻堂等 處提書之目錄。

　　按內廷之書皆為乾隆住居游憇之地所藏，以供皇帝隨時閱覽者，如方綱擬自御書房取書之單計二十九頁，書口題另單一、另單二、另單三……，經史子集各類皆有。又如南書房、懋勤殿另單皆注有“或請或尋”之字。據此，可證當時工作量之龐大，調用書籍之多。

　 　《永樂大典》作為大型類書，輯有經史子集百家之書，並以《洪武正韻》為綱，每字之下，詳列各書，或 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全錄一書，以書名為韻，元代以前的佚文秘籍賴此收入頗多。明亡時，南京原本與北京皇史宬副本並燬，而乾隆時貯 翰林院敬一亭者，即明文淵閣正本，其時僅闕殘二千四百二十二卷。當時四庫館纂修官輯錄《永樂大典》標準，一是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而實在流傳已少者； 二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不輯。

　　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十六有「永樂大典餘紙歌並序」，云「乾隆癸已春，詔開四庫全書館，命翰林諸臣取院中所貯嘉靖重錄《永樂大典》分種編輯，每卷尾有餘紙以賜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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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謹裝冊賦詩紀焉。澄心堂紙歐陽詩，此紙年數倍過之，況聞郁岡比韻海，不徒博物賜陟釐。中天帝文四庫 啟，秘館特遺儒臣披，尾曰侍郎臣拱上，院體細楷沙畫錐。幅餘繭素燦如雪，詔給臣等供其私，歸來作牋效減樣，試墨但愧無好詞。院齋去春宿旬月，篇目二萬重尋 思，借編崇文秘書錄，因想解縉劉秀篪。歷城周髯要我詠，六十卷第鈔已疲，莫生界畫索小字，燈前絮語又及朞。笑人裝潢熟紙匠，萬番堆案徒手胝，勿言文董但一 藝，膺語想像無由追。」真按：膺乃贗之訛。

　　翁氏在四庫館非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然從以上詩中可以反映出方綱也參與了《永樂大典》的校勘工作。真按：不只反應也，在愚昨天尋此而查檢之復初齋文稿十一（卅二冊）中已石林《春秋考》一種提要稿即已證明－－不僅「反映」翁氏確曾參與過永樂大典之編輯工作矣。在《四庫全書事略》中翁氏所寫的另一段話也可證實，「五月二日，取原心亭紀、勵諸公校《永樂大典》冊子三本，即於寶善亭校訖，交魚門手。又取原心亭京中各家所進遺書冊二本，於初三日亦交館。此函本口送還，其諸公所校《永樂大典》之冊子尚有幾本，應取對」。真按：此亦有力證據也！按所云紀、勵諸公，當指紀昀、勵守謙諸人，勵也為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㈡

　　目前珍藏在澳門何東圖書館的翁方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稿本一百五十冊，是現今存世的參與編纂《四庫全書》以及撰寫總目提要的最大宗重要文獻。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為經摺裝。承澳門何東圖書館鄧愛貞女士的幫助，我得到了稿本的數張覆印件，並且得知，該提要稿是一九五○年時得之於一位葡萄牙人Sr.José M.Aria Braga。從覆印件看，此的是翁方綱手稿無疑。民國年間，為近代著名藏書家南潯劉承幹嘉業堂所收藏。

　 　據潘際安「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述略」介紹，此書原稿為劉承幹收藏後，即命其圖書管理員施維藩（韻 秋）傳錄副本一部，由原稿的一百二十五冊，縮為十二冊。副本為復旦大學教授王大隆所得，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經潘氏的統計，此書稿共收經部提要稿一百八十 篇、史部提要稿二百廿一篇、子部提要稿一百七十七篇、集部提要稿四百八十篇，合共九百九十六篇。「這些提要稿原則上是每一種撰寫一篇，然亦偶有因各省所進 之本原系二種合刊（或合抄），因而遂二種合寫一篇的，因此，這九百九十六篇提要稿所櫽括的書，不止九百九十六種，而實有一千零一種。此外尚有未撰提要稿而 僅略記數語之書多種。」

　 　筆者曾在復旦大學圖書館見到該劉氏嘉業堂傳鈔本，共計十二冊，藍格，卷端題「四庫全書提要稿」，次 行署「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翁方綱纂」，格紙欄外印有「吳興劉氏嘉業堂抄本」，無序跋。每冊皆鈐有「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 又有近人王大隆「欣夫」印。全書二十五卷，共八百十八頁，以每頁五百字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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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四十萬字左右。

　 　關於此稿本，劉承幹有二段話值得注意，一是劉序《復初齋文集》（嘉業堂刻本）云：「余賞愛其墨寶， 懸值以購，嘗於張菊生侍郎坐得見手寫四庫全書提要若干帙，則其纂修時所屬草也。舊為粵雅堂物，不禁奇賞，侍郎遂以歸之」。二是劉於重印《蘇齋叢書》序又 云：「乾隆四十一年，學士奉命充文淵閣校理官，是時方開四庫之館，廣獻書之路，四方遺書畢集秘府，提要一書多其手，全稿都一千餘種，每條皆區分篇目，撮錄 要旨，賅洽殆駕劉略班志而上，此又在自著叢書之外，世所不易得見之者，余於癸丑夏竟購得之。」

　按劉氏所云：「舊為粵雅堂物」，當是舊藏南海伍崇曜粵雅堂。崇曜，字紫垣，嘗刻有《粵雅堂叢書》、《嶺南叢書》、《廣東十三家集》等書。

　 　查劉承幹未刻稿本《求恕齋日記》，在癸丑年八月十二日有「是日張菊生來函，前以翁覃溪學士手纂《四 庫全書提要》稿本見示，勸余購買，今已將四千元為余購取矣，計二十四箱，每箱六帙，其書即以今日送來云」。八月十八日又記有「至長吉里張菊生處，伊前日送 來之翁覃溪學士手纂《四庫全書提要》墨迹，共計二十四箱，每箱六冊，茲已購取，計洋四千元，亦於是日打票，親自交之，談良久乃去。」癸丑為一九一三年，此 稿乃張元濟先生之介紹，方由劉氏購得。

　 　關於《提要稿》的冊數，劉氏購進時為二十四箱，每箱六冊，當為一百四十四冊，然劉氏《嘉業堂鈔校本 目錄》卻著錄為「稿本、一百五十冊」，而澳門何東圖書館一九五八年之登錄簿上也清楚地記載為一百五十冊。此二處所記冊數與當時所購尚多六冊，想為重新裝訂 之故。至於潘際安所云「一百二十五冊」，疑非全稿。

　 在澳門何東圖書館所藏《提要稿》上，除了翁方綱鈐有「文淵閣校理」印外，又有「曾經貴池南山邨劉氏聚 學軒所藏」、「貴池劉子」、「世珩審定」、「劉葱石藏」、以及「朱嘉賓」、「張叔平」等印，然無劉氏嘉業堂的印記。據有關文字和藏印可以知道《提要稿》的 流傳大致上是翁方綱——南海伍崇曜粵雅堂——貴池劉世衍聚學軒——南潯劉承幹嘉業堂——朱嘉賓——張叔平——葡萄牙人——何東圖書館。

　 劉承幹得此《提要稿》後，曾請人審閱。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卷四「跋翁覃溪分撰提要稿本」云：「大 興翁覃溪閣學，於四十四年入館為纂修，閱時久遠，幾及十載，所撰草稿流傳粵東，今歸劉君翰怡，共計簿目都一千餘種。每條皆有提要，於一書之中復羅列卷數及 卷中子目，與夫何時刻本、收藏印記、前人題跋並甄錄無遺。閣學墨蹟世所珍重，今翰怡獲此鉅編，其寶愛為何如？」又胡思敬《退廬文集》卷六也云，「蘇齋此稿 多至一千餘種，博於南江數倍，然大半言金石者居多。金石為蘇齋專家，稿中所著錄雖不盡為文達所取，必無門戶黨爭之見。」

　繆、胡皆與劉氏友善，然胡云「大半言金石者居多」，則不甚妥。按金石類，史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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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稿》史部計二百廿一篇，而集部數量最大，較史部多出一百九十七篇。方綱於金石確為所長，這或許也為胡氏未及對《提要稿》作全面察看，而想當然寫下的。

　　筆者曾於十餘年前也曾見有翁氏《提要》的手稿十餘紙，均已裝裱成冊頁，為了弄清《提要》手稿與通行本《總目提要》的關係，筆者嘗以稿中《恒岳志》等篇先後與劉氏嘉業堂抄本以及通行本《提要》核對，驗證的結果是一致的，也即提要稿確為翁氏所擬。這裏再附筆寫一點，筆者曾閱台灣中央圖書館藏翁方綱手稿本《復初齋文稿》（影印本）第三十二冊中有方綱所擬四庫提要多種，如《廣韻》、《孟子音義》、《六書統》、《復古編》等，筆者也取與通行本《提要》相核，亦皆一致。真按：愚亦因此而循檢之，果然得不少提要稿乃吳格整理本所未索引者。至於果無然遺珠否，則待進一步詳核也。套一部司馬朝軍氏之名言「窮盡性研究」也。

　㈢

　在近人所有的研究四庫的專著中，對於總纂官之一的紀昀都有著許多的贊頌之詞，而其中又多引用當時學者的評價，如朱珪、江藩、阮元等。這些贊詞過份誇大了個人因素，有的甚至達到了神化的程度。

　　朱珪為紀昀所作的墓誌銘云：「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裒然巨觀，置之七閣，真本朝大手筆也。」其祭紀昀文也云：「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知足齋文集》卷五、卷六）。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云：「《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理明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

　　阮元序紀氏文集云：「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尾，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

　 　郭伯恭先生《四庫全書纂修考》，全書十六萬言，於訪求編纂之始末，儲藏存佚之實況，闡述詳贍，是 《四庫全書》研究中寫得最好的一本專著。由於當時無法見到翁氏參與編纂四庫的有關材料，所以郭著在個別地方也不免有失偏頗。如在論及編纂《四庫全書》出力 最多的官員時寫道：「總裁僅總攬館事，而實際任編纂之事者，則為總纂、纂修、總校、分校諸官。其間機軸，全出諸紀昀、陸錫熊二人之手，戴震、邵晉涵、周永 年三人，亦出力為較多，」並分而述之。而於方綱則言「直隸大興翁方綱之擅長經學、金石學」，僅以一言略及之。

　　至於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四庫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各集所長」之說，更是無稽之談，純屬虛構。李氏之說也曾為部份研究四庫者所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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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戴震來說，戴氏於乾隆三十八年，五十一歲時入四庫全書館，三十九年校《水經注》，後校《九章算術》 等；四十年又校《海島算經》、《儀禮識誤》；四十二年再校《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其所撰提要又有《儀禮集釋》、 《五曹算經》、《儀禮釋宮》等七種。是年戴氏即卒，看來戴氏在館似以校書為主。

　 　又如邵晉涵，現今《南江文鈔》中所收提要三十七篇，阮元序《南江邵氏遺書》云：「先生所職為史部， 凡史部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然考邵氏所撰提要，與《總目提要》所載，字句頗多異同，若《史記》、《後漢書》、《新唐書》提要， 則面目全非，而《五代史記》提要，亦小同而大異。此或為邵氏所擬多議論語，而彼則多辯證語之故。按邵氏於三十九年授翰林院編修，仍纂校《四庫全書》兼輯 《續三通》。四十年編校《舊五代史》成，當年則南歸，離開了四庫全書館。

　 　如此看來，《提要》並非是紀昀一家之言，也非紀昀一己之意志，而是翁方綱和其它四庫纂修官們的集體 創作。當然，纂修官們在館時間的多寡，也決定了他們各人工作能力的發揮。無論如何，從現有的實際材料可以證明，翁方綱作為在四庫館工作的一員，他所起的具 體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關於此提要稿本的介紹，詳見拙文「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新發現」，載《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 第一輯）中有纂修官數人之刪改添補的筆跡，有的書法秀麗、行書流暢；有的筆畫瘦挺，潦草不規；有的端楷一筆不苟。而修改較多的為秀麗的行書和潦草不規的二 種。筆者曾以所能見到的翁方綱手札、題跋、文稿核對，書法秀麗的行書確為翁氏親筆無疑。而翁氏所刪改後的提要與通行本《提要》相核，幾乎完全一致，其間並 未再經紀昀作重要修改。茲舉二例證之。

　 　《陳檢討四六》二十卷　內府藏本　國朝陳維崧撰。維崧有《兩晉南北史集珍》，已著錄。國朝以四六名 者，初有維崧及吳綺，次則章藻功《思綺堂集》，亦頗見稱於世。然綺才地稍弱於維崧，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為別調。平心而論，要當以維崧為冠，徒以傳誦 者太廣，摹擬者太眾，論者遂以膚廓為疑。如明代之詬北地，實則才力富健，風骨渾成，獨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要不能以撏撦玉溪，歸咎於三十六體也。其註為程 師恭所作，成於康熙癸酉。……。（此為《總目提要》稿本原擬之提要）

　 　《陳檢討四六》二十卷　內府藏本　國朝陳維崧撰，程師恭注。國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維崧及吳綺，次則 章藻功《思綺堂集》，亦頗見稱於世。然綺才地稍弱於維崧。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為別調。譬諸明代之詩，維崧導源於庾信，氣派雄厚，如李夢陽之學杜；綺 追步於李商隱，風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鐫，純為宋格，則三袁、鍾、譚之流亞。平心而論，要當以維崧為冠，徒以傳誦者太廣，摹擬者太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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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者遂以膚廓為疑。如明代之詬北地，實則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在諸家之中，獨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要 不能以撏撦玉溪，歸咎於三十六體也。師恭此註，成於康熙癸酉。……。（此為翁氏修改後之提要。通行本上僅易「內府藏本」為「庶吉士祝堃家藏本」，又添「維 崧有《兩晉南北史集珍》，已著錄」數字。）

　 　《古今將略》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馮孜撰。孜，字原泉，桐鄉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 此刊本則題馮時寧以一甫撰，《嘉興府志》載孜所撰者，亦無此書名。前有李本楨序，稱年姪馮以一。本楨亦登隆慶戊辰進士，為孜同年，則時寧為孜之子，疑時寧 實為此書。黃虞稷誤以為孜，而史志又沿虞稷之文也。書分元亨利貞四集，採自黃帝迄明代以戰功顯者，錄其事跡，而以孫吳諸書所載兵法證之。體例略與宋張預 《百將傳》相近，特隨事節錄，不立全傳為異耳。（此為《總目提要》稿本原擬之提要）

　 　《古今將略》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馮孜撰。孜，字原泉，桐鄉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 此刊本則題馮時寧以一甫撰。前有李維楨序，亦稱時寧所作。維楨登隆慶戊辰進士，與孜同年，似不應有誤，然孜六世孫浩有此書跋，稱孜生三子，次曰時寧。孜歿 時僅六歲，及年漸長，忽有志習武，乃妄竊父書，鑿改己名，且求父之同年李維楨為序。維楨詭隨循物，竟不為之是正云云，其語出馮氏子孫當必有據。然則此書實 孜所撰，刊本及序皆作偽，不足信也。書分元亨利貞四集，採自黃帝迄明代以戰功顯者，錄其事跡，而以孫吳諸書所載兵法證之。體例略與宋張預《百將傳》相近， 特隨事節錄，不立全傳為異耳。（此為翁氏修改後之提要。通行本前多出「案《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皆作馮孜撰」數字。）

　　以上二例可以看出提要並非都為紀氏所撰，而方綱所改提要並無再經紀昀的修改。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四庫全書》原本提要（影印本）之後，僅署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及總校官陸費墀四人，而不及具體纂修官之名，這是不公平的。

　 　翁氏修改的提要《古今將略》，為子部兵家類，《陳檢討集》為集部別集類，這從側面反映出四庫館分寫 提要的纂修官內部分工並非那麼細緻，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翁氏《四庫提要稿》中獲得更多的材料。《提要稿》中有「纂修翁第一次分書二十四種」及「纂修翁第二 次分書三十四種」的記錄。

　 　這五十八種書中，計經部十種、史部二十種、子部二種、集部二十六種。其中擬先進呈者一種，為《大金 集禮》。備刻五種：宋趙明誠《金石錄》、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宋周密《武林舊事》、明張萱《彙雅》、明朱謀埤《駢雅》。擬抄者三十一種：宋羅壁《識 遺》、宋吳自牧《夢粱錄》、宋林表民《赤城集》、宋《宋文選》、宋《昭忠錄》、宋《紹興十八年登科錄》、宋呂午《諫草》、宋俞松《蘭亭續考》、宋楊傑《無 為集》、宋汪萃《方壺存稿》、宋林景熙《白石樵唱》、宋黃庚《月夜漫稿》、宋薛師石《瓜廬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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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樂雷發《雪磯叢稿》、宋戴昺《東野詩》、宋趙汝鐩《野谷漫稿》、宋釋辨才《參寥集》、元龍仁夫《周 易集傳》、元陳應潤《周易爻變易縕》、明張敔《雅樂發微》、明朱睦■《授經圖》、明夏良勝《中庸衍義》、明徐朝文《琬琰錄》、明吳山《治河通考》、明朱國 盛《南河志》、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明魏校《莊渠遺書》、明海瑞《備忘錄》、明楊慎《升庵集》、明李夢陽《空同集》、明何景明《大復集》。備抄者八 種：明周汝登《聖學宗詩》、明魏顯國《歷代守令傳》、明鄧鍾《籌海重編》、明程敏政《篁墩文集》、明王俱《文肅集》、明章懋《楓山集》、明康海《對山 集》、明王樵《方麓集》。

　　此外又有僅存名目者十三種：《宋名臣獻壽集》、明黃廣《禮樂合編》、明馬從聘《四禮輯宜》、明劉濂《樂經元義》、明陳達《學蔀通辨》真按：陳達應係陳建之誤。、明張居正《帝鑑圖說》、明于慎行《讀史漫錄》、明陳繼儒《逸民史》、明潘塤《淮郡文獻志》、明何孟春《文簡集》、明馬自強《文莊集》、明顧鼎臣《文康集》、明瞿景淳《文懿集》。

　 　在《提要稿》中，我們也可發現其中部分圖書並未收入通行本《提要》，有一些且是禁燬圖書。今天我們 可以從孫殿起輯《清代禁書知見錄》、清姚覲元編《清代禁燬書目》中了解乾隆年間所禁圖書的大概，然而所禁書的內容則知之甚少。這一點，《提要稿》不僅可以 補充其不足，同時還可發見一些當時撰寫提要的所謂原始材料。

　　如《黃氏書奕》十二卷，「明崇禎己已孟夏上澣龍門舊史三山湖上黃秉石復子撰敍，真按：本文巳字均作已。其 序比觀書於角奕賢於無所用心，故名。」（書名上原寫「酌」字）「卷端夾有片紙，細烏絲二行，硃筆字云，『書房舊有之《書奕》，朕偶耳一覽，見經世之數未知 准否？無暇細看，你們察察是非回奏』。此一紙已敬謹夾於書內」。「謹按：《黃氏書奕》十二卷，明三山黃秉石著錄，石字復子，萬曆中官嚴州府同知，書成於崇 禎之初，蓋雜著說部之類，自天象地輿以建經史詁訓各立篇名，以冠於前，又為標評數字於上方，後附雜纂一卷，即其所作雜文也，應存其目。」「再恭查此書第一 本內夾有片紙，上有硃筆三十三字，今仍在原舊夾處，不敢擅動，請各位總裁大人裁酌。方綱謹識。」（津按：此書通行本未收。）

　 　如《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卷二諸疏內有不可存之語，其第十五卷內少傅長垣李公碑，李沒於萬曆三年 辛亥，故不加簽。餘略。「《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明華亭張鼐著。《明史‧藝文志》載其《寶日堂集》六卷，此集以今館臣恭辦全書之體論之目，是不應存目， 雖《明史‧藝文志》內已載其集，然但曰六卷，則或非此本，亦未可知，而此集則不應存也。酌辦。未可輕看，似應另商。」

　 　又如《鏡山庵集》，「謹按：《鏡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出字孩之，萊陽人，萬曆戊戌進士，知 曲周、高陽、盧氏三縣，升南京戶部主事，歷官河南按察使。朱彝尊《明詩綜》載其有《盧隱》、《郎潛》二集，而此乃其全集，蓋統編又在後耳。彝尊稱其為詩不 襲歷下，然其中擬古樂府之類，亦全襲面目，陳陳相因而已。以上只就集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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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辦其書，則方綱另有粘簽，請總裁酌定，並請定一畫一之例，以館中之書恐不止此一種也，且不應校辦。 《鏡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其集之是非勿論已，即似今館臣恭辦全書之體，此等集不但不應存目，且不應校辦，不但不應校辦，而且應發還原進之人。從前 於明末茅元儀所著書卷前亦已粘簽，侯總裁大人酌定，明人萬曆以後之書，恐不止此，應如何商定畫一，請酌定，俾各纂修一體照辦。方綱謹識。」

　　在方綱的《提要稿》中，據統計有八十餘種見於禁燬書目，同時又有數種則為禁燬書目所失收，如清尹會一撰《尹母年譜》、宋洪皓《金國文具錄》等。

　　※　　※　　※

　　據《翁氏家事略記》，乾隆四十二年（1777）， 御試開列試差諸臣，是年不發出等第名次，京察一等加一級。時方綱承修《四庫全書》，又承修《明紀綱目》、《音韻述微》及《續通志》，又兼武英殿繕寫處覆 校。是年冬，辭去武英殿分校、覆校事，仍在四庫全書館專辦金石篆隸音韻諸書。次年，《四庫全書》五年期滿，分等議敍。鑒於方綱之業績，朝廷將他列為上等， 並奉旨加一級。五月，充殿試彌封官。

　 　方綱承修《音韻述微》的時間，應在乾隆四十一年，是年五月二十九日，方綱有致某中堂札。札云：「晚 生翁方綱敬請中堂大人鈞安。晚等所有修改《音韻述微》之第二稿，除八庚一部先已送呈外，今將續加修改之九青、十蒸二部恭呈鈞誨，外孔、李二君所纂稿本一同 呈閱。茲於六月初旬，晚等三人即已分辦上聲起矣，容俟辦完一韻，即謄稿呈閱。」（台灣中央圖書館藏翁氏手稿本《復初齋文稿》。）方綱擅經學，尤精小學，此 札也可窺見其修書之大概。

　 　翁氏當年在四庫館承辦的各種圖書，筆者所見僅二種，一為浙江圖書館藏清黃叔琳撰《硯北易鈔》，為四 庫全書底本，十冊。此書原為翰林院編修勵守謙進呈本，封面上有「乾隆三十八年六月翰林院編修勵守謙交出《硯北易鈔》壹部計書拾冊。」翁氏曾就此書進行校正 籤注，書中小籤下均鈐有「復初齋」小印，據小籤可知俟臨抄寫時更正。方綱所書小籤多為書中某處有誤，或應整齊畫一等內容，如「此書所採古說凡八十餘家，諸 如名稱頗不畫一，蓋摘錄時不過隨便記之，而成書時則宜歸於畫一也。某氏在上則舉其名，某氏在下列舉其號。」「凡引用諸說，寫正本時宜取原書查對。」「御筆 應缺筆，此在寫正本時逐一留心。」

　　又一種為《春秋別典》十五卷，四庫全書底本，上海圖書館藏，四冊。前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方印，書中有「翁方綱」楷字小木章。添改之字，皆翁氏所為，原粘有方綱書小籤甚多，但已佚落部分。

　　一部四庫，著錄之書凡三千四百七十部，七萬九千十八卷，存目計六千八百十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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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萬四千零三十四卷。查四庫自開館至第一部書成，歷任館職者計三百六十人，方綱在館為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其以一人之力，所撰提要並筆記竟達千種以上，這是其他纂修官皆不能望其項背的。

　 　多年來，筆者一直從事有關翁方綱資料的收集，以作撰寫年譜之用，所得翁氏撰寫各種圖書、金石題跋之 數，達一千三百五十除篇，幾近七十萬字。翁氏一生勤奮，酷嗜金石碑版，博證詳稽，確然有據。其數十年來孜孜不倦於此。一時好古之士，奉手承教，僅以《總目 提要稿》和題跋而計，即達百萬字以上。方綱又有《復初齋詩集》七十卷，《文集》三十五卷，後又有《集外文》四卷，《集外詩》二十四卷，如加以其專著、筆 記，數量更是龐大。明清以來，產生了眾多的學者，代有能人，但是他們的著作文稿存留至今，包括已刻未刻或僅其半，或十不存一，或蕩然無存，然而翁氏所遺下 之文字，較之其它學者來說，卻是一直處於領先地位，沒有人能與翁氏相抗衡。說翁氏著作等身，那是一點也不過份的。

　　應該說，翁方綱的提要手稿和他所承修的《四庫全書》底本，歷盡滄桑，保存到今天都已成為重要歷史文獻，這些文獻不但是我們今天研究《四庫全書》和《提要》的一個重要歷史見證；同時也可以使人們認識到這也是乾嘉學者對於目錄學的貢獻。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日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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