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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氏這段話所談及的三祖以後，直到道、咸年間的桐城派有名人物，幾乎網羅無遺，但唯一漏列的桐城派大將，就是劉開。現在我們以梅、劉二人，作為第一代桐城弟子的代表人物來介紹。

　　梅曾亮（一七八六——一八五六）字伯言，江蘇上元人。道光進士，曾官戶部郎中。告歸以後，主講於揚州書院，七十一歲去世，著有《柏峴山房文集》。

　　梅氏早年是喜好駢文的，以後師事姚鼐，改攻古文，成為桐城派的大將。他在「復陳伯游書」中說：

　　　「某少好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為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佑之，則手足無所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貴，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

　　梅氏也有駢體文二卷傳世，他的捨駢文而就古文，無異使桐城派古文氣焰更張，他個人的得失還在其次。

　　劉開（一七八一——一八二一）字明東，號孟塗，桐城人。他是個窮書生，能詩，能駢文，後來成為姚鼐的弟子，所以也作古文。有文集多卷、駢體文二卷、詩二卷。他也治經，有論語補注三卷、大學正旨二卷、中庸本義三卷、孟子廣釋二卷等。

　　他和梅曾亮的情形大致相同，先治駢文，以後受姚氏的影響，而改作古文，但是他對駢文的看法，卻與梅氏有別。劉氏「與王子卿書」說：

　　　「夫辭豈有別於古今，體亦無分於疏整。」「駢之與散，並派而爭流，殊塗而合轍。千枝競秀，乃獨木之榮；九子異形，本一龍之產。故駢中無散，則氣壅而難疏，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旨但可相成而不能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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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他是認為駢散不可兼廢，因此他厚古文，也不薄駢文。他甚至多少曲解一點姚鼐的「神理氣味，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的「精粗論」，來說明古文應該吸取駢文之精，而捨棄其粗，以達成他的駢散不可兼廢之論。他在「與阮芸台宮保論文書」 真按：阮元芸台一般作芸臺.此怕是所據原本為簡化字故或當時俗寫爾. 中說：

　 　　「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鍠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 知此意，善於造鍊，增益詞采，而但不能割愛。宋儒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 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穠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 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而皆不敢學，此其失三也。」

　　劉氏的「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的話，不敢明說駢文中也有可資「增益詞采」的地方，但意在言外，是可以意會的。

　　　　三、陽湖派的古文

　　陽湖派，實際上是受桐城派影響而產生的一個支派，此派的兩個領袖人物，都間接的受到桐城文派的薰染，就是惲敬和張惠言。

　　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說：「乾隆間，錢伯坰魯斯，親受業於海峯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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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盡棄其考據駢驪之學，與志以治古文。」

　 　他的這個話，惲、張二人也是公開承認的。惲子居曾說：「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 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張皋文也說：「余友玉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為古文，語余以所受其師劉海峯者，為之一二年，稍稍得 其規矩。」又說：「魯斯顧謂余：『吾嘗受古文於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為，子倘為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 不為，而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

　 　不過張、惲二人又有所不同，張惠言只享年四十一歲，但卻多才多藝，他深於易、禮等經學，對詞有很深 的研究，也寫詩、填詞，做駢文。他做古文，只在晚年，那時桐城派已成氣候，做古文變成時髦的事情，他又受到朋友們的鼓勵，才隨俗嘗試，只要博得別人「稱 善」，或者那些桐城派的朋友認為很像桐城古文，也就滿意了。。至於說要「力追韓、歐，波瀾意度，往往通肖」，那更是想不到的美譽了。所以張惠言只是以他的 才學，試作桐城式的古文，實在與桐城派沒有什麼兩樣。真正專治古文，而又與桐城派同中求異因而別應出陽湖一派的，主要在惲敬。

　　惲敬（一七五七——一八一七）字子居，號簡堂，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以教習官學生選知縣，官至江西吳城同知！以事罷官。著有《大雪山房文稿》。

　　惲氏學古文的情形，是下過一番苦工的，他在「上曹儷笙侍郎書」中說：

　　　「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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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齗齗焉析 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之下，未之有變，即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 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

　　由此可知惲氏對桐城三祖，亦頗有微詞。《清史稿》說：

　　　「惲敬既罷官，益肆其力於文，深求前史興壞治亂之故，旁及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會其友惠言歿，於是敬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敢不併力治之。』其文蓋出於韓非、李斯，與蘇洵為近。」

　 　雖然惲氏要想跳出桐城派的範圍，要想從「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出發，欲以振興文學為務，但是六 藝、九家本來就是古文家的不祧之祖，所以結果是求異實同。再說惲、張早年受桐城門下的影響很深，他們實在也說不出那種清真雅正的散文有什麼不好，因此陽湖 派者，雖說是獨立了門戶，也有了一些追隨者如陸繼輅、黃士錫、李兆洛之輩，但它與桐城派主要還只在地域與居籍的不同，就文章風格來說，實在是大同小異的。

　　　　四、湘鄉派的古文

　 　在道光、咸豐以後，桐城派、陽湖派古文都有中衰的現象，這時候曾國藩以中興名臣的地位，出來提倡古 文，他的朋友、幕僚、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一時都作古文，薛福成「敍曾文正公幕府賓僚」，所記共八十三人之多，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知名的文士，如漵浦向師棣、 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薛福保、南豐劉庠、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等。張、吳二氏門下，又有武強賀鑄、新城王榭▼木爯▲、泰興朱銘盤、濰縣孫傑田、通州 范當世、桐城烏其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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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永樸、姚永概等，聲勢甚大，都可說是受到曾氏的影響，曾氏是湖南湘鄉人，雖然他非常嚮往尊敬桐城派，但究竟不是桐城嫡系，所以後世稱曾氏與他那一系的古文家為湘鄉派。

　　曾國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再起治兵事，平太平天國之亂，封一等毅勇侯，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任，諡文正。有曾文正全集凡百數十卷。

　　曾氏對於古文，毫不隱瞞他對桐城派的嚮往，以及桐城派給予他的影響。他對姚鼐，尤其傾倒之至。他曾一再說過：

　　　「國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啟之也。」　　　「自方氏而後，惜抱固當為百年正宗。」　　　「夢見姚姬傳先生，頎長清癯，而生趣盎然。」

　　　「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欬也久矣！」

　 　咸豐九年，曾氏命其子紀澤，畫了他所最敬佩的古今聖哲三十二人的像，自己寫一篇序，說明這三十二人 為什麼值得尊敬，就是有名的「〈聖哲畫像記〉」，其中姚鼐就是一位，可見曾氏對姚氏的尊崇了。所以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說：「曾文正以雄直之氣，宏肆 之識，發為文章，冠絕古今，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涂迹並合。」

　　從曾國藩的選本「經史百家雜鈔」，修正姚氏「古文辭類纂」的十三類文體為十一類，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大同小異。曾氏《經史百家雜鈔》的序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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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姬傳氏之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余稍更易為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 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敍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 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

　　　「姚姬傳氏選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為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二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曾氏對於方、姚雖然十分傾慕，但也不是一步一趨，其重要的不同點為：

　 　甲、曾氏對於駢儷文字，基本上較為優容，曾氏好詩，有《十八家詩鈔》，「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是 他最崇拜的；曾氏又好對聯、輓聯一類文字，這完全是以對仗見功夫的技巧文字，他留下的名聯不少，如「養活一團春意氣，撐起兩根窮骨頭」之類，故大致上，他 比較同意如劉開等所主張的駢散互用之說。他在「送周荇農南歸序」中說：「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這也可見他的態度比較客觀，並不 死守古文家法，也並不以為唯古文獨尊。

　 　乙、他認為詞章家也須有小學訓詁的根柢，這是以往古文家沒有注意過的問題。曾氏在「家書」中說：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 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