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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1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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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論

   我國清代的學者們做了大量整理文獻的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整理成果,豐富和發展了 清代的文獻學理論,清代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目錄學、分類學、編輯學、翻譯學都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研究總結清儒在整理文獻時所做的具體工作及其對清代 文獻學發展的促進,對於我們今天整理文獻和發展當代文獻學不無幫助。

   清儒整理文獻時所做的具體工作主要有:校勘、輯佚、辨偽、編目、分類、編書、譯 書等。這些工作的廣泛深入開展,促進了所屬學科的理論發展。為了使讀者對這些方面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我們對清儒所做的這些工作及其對所屬學科理論發展的促 進按其不同類型分章進行較為全面的介紹。我們首先介紹清儒校書工作及其對校勘學發展的促進。因為該項工作貫串于其他整理工作之中,各項整理工作都離不開 它。其餘幾項整理工作之間雖有一定關係,但不密切,多是平行的,所以可以按上述順序分別進行介紹。其中如果有哪兩種關係密切,則將其放在一起先後進行介 紹。如編目與分類關係密切,前者對後者有重要促進作用,我們就分章先論說前者,後論說後者。

   在分章論述清儒所做的某項具體整理工作時,一般都是先進行較為全面的論述,然後 再對在做該項工作中成績突出者有選擇地進行分別論述。在分述時,若某地區突出,就單述該地區,如山東清儒輯佚等;若某團體突出,就單述該團體,如維新派對 目錄學的貢獻等;若某些人突出,就選有代表性的進行單述,如王念孫父子校書、姚際恒辨偽等;若某項整理成果突出,就單述該成果,如梁啟超編的《西學書目 表》、黃虞稷編的《千頃堂書目》等。有的工作及其學科成績突出者不止一位,我們只能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或幾位進行單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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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與清儒整理文獻有關的學術界存在的值得商榷的一些問題,我們也有選擇地提幾個出來進行討論。比如,關於馬國翰竊章宗源輯佚成果的問題,關於清代目錄數量的問題,關於如何對段玉裁關於古書致誤之因的一段話進行斷句的問題等,我們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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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儒整理圖書

   在我國清代,學者整理圖書之風大興,所投入的人力之多,所做的工作之多,所整理 出的圖書之多,皆為其以前各代所不及。清儒整理圖書的結果,一是為後人留下眾多可讀的書,二是使大量文獻免遭亡佚,三是為後人整理文獻提供了方法和經驗, 四是促進了清代文獻學的繁榮和發展。其意義頗為深遠。一、清儒整理圖書的背景

   在清代前期,社會比較安定,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略顯繁榮, 學者治學之風甚濃。清政府為了長治久安,也需漢人參政。他們同明代一樣,也興教辦學,並通過科舉選材入仕。諸生渴望通過讀書躋身于仕林,所以誦讀熱情甚 高。廣大社民當物質生活稍有好轉,便要求提高文化生活質量。他們多喜讀文藝書籍。這一切說明當時社會用書量很大。

   但是,由於明末清初的連年戰亂,以及當局的有意銷燬,很多文獻亡佚,學者治學和 教育用書有很多無處可覓。在現存的圖書中,由於明人喜刻書而略于校讎、清政府的有意抽改和一些整理圖書者的憑意妄改,很多書脫衍誤倒現象嚴重,實不堪讀: “有斷爛而部不完,有刪削而篇不完,有節抄而文不完,有脫誤而字不同,有增補而書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①不少書“所言是非得失,皆與事實大相徑庭,是 不惟厚誣古人,抑且貽誤後學”。②學子若讀誤書,必將被其所誤;學者若據誤書治學,得出的結論也多有誤。這比不讀和沒有這樣的結論還要有害。若讓其流傳, 危害更大。另外,清代私人藏書盛行,藏書中也不可有偽有誤,否則為人恥笑。鑑於這些情況

②羅孟禎。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19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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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儒們意識到,為了保存文獻,為了便於諸生讀書,為了幫助學者治學,就要搜殘存佚,刊布流行;對於誤書、偽書、殘書和佚書,要通過考辨、校補和輯佚,正本 清源,恢復其原貌。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存文獻免遭亡佚,並使大家有書可讀,而且還不致被偽書所騙和誤書所誤。要做到這一切,就要大力整理圖書。

  另外,當時有些漢儒看到反清無力,復明無望,又不願為清政府效力,加之文字獄陰雲籠罩,他們怕招惹是非,便不問時政,整天埋頭于故紙堆裡,借以消磨時光。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圖書整理工作。

  其次,清政府為了粉飾太平,籠絡人心,消除漢人的反滿情緒,由政府出面,廣招諸儒,編《古今圖書集成》,修《四庫全書》,纂《明史‧藝文志》,大徵天下書,進行整理和編修。這對當時清儒整理圖書有著某些有利影響。

二、清儒做的整理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清儒做了大量整理圖書的工作,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包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在敘述清儒具體整理圖書時一併論及)。歸納起來,清儒所做的整理圖書工作主要有八個方面。

  (一)校讎

  校讎的主要任務是刪衍、補脫、糾謬、訂訛、理亂。其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書中篇章,二是文中字句。其主要目的在於恢復古書原貌和為諸生讀書。要達此目的,便需要一定的方法。清儒當時所用之法甚多,主要從以下諸方面入手。

  1.文 字。清儒從文字入手校書,主要是從字形、字音、字義、字聲、古字、諱字、怪字、常錯字、假借字幾方面辨誤糾謬。如《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不以為奢侈 也,故節于身,謂于民。”王念孫《讀書雜志‧晏子》校之曰:“‘謂’當為‘調’,形相似而誤也……《鹽鐵論‧遵道篇》曰:‘法令調于民,而器械便于民。’ 文義與此相似。”在1972年山東省銀雀山出土的漢墓竹簡中,該書此處正作“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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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主要是從字形入手校出此誤的。

  2.詞彙。在這方面,清儒多從詞義、詞類、修辭、古人用詞特點等校書識誤。如《逸周書‧文酌》:“發滯以正民。”王念孫《讀書雜志》校之曰:“‘正’疑當作‘匡’……‘匡民’,謂‘救民’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王氏主要是從詞義校正此誤的。

  3.音 韻。有些古書很重押韻,在這樣的書中,該押韻而未押韻者,就可能有誤。這也是清儒校書的著眼點。如《國語‧晉語三》:“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 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曰:“‘徵’當依別本作‘微’。此 以威、懷、歸、猗、違、哀、微、依、妃為韻。”

  4.句 法。句法內容很廣,清儒主要是從句型、句讀、對句、疊句、邏輯、句子字數、上下句關係等方面辨誤糾謬。如《列子‧仲尼篇》:“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校之曰:“‘有母’下當更迭‘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俞氏是從疊句和邏輯兩方面校正此誤的。

  5.文 法。在文法方面,清儒主要是從文義、上下文勢、行文特點三方面識誤糾謬。如《逸周書‧文傅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 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王念孫《讀書雜志‧逸周書》校之曰:“此下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脫之。上文 云:‘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 不合矣……《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6.引文。古書相互引證者多有,這也可作校書之著眼點,清儒也時用之。如《逸周書‧作雒》:“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王念孫《讀書雜志‧逸周書》校之曰:“盧曰:‘以為土封,一本作以土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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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于周室也。’若云‘以為土封’,則文意不明。《北堂書鈔‧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玉海》九十九並引作‘以土封之’。”

  7.禮 俗。時代不同、地區不同,禮儀、稱謂、習俗等也就有別。清儒也以這些為著眼點進行校書。如《顏氏家訓‧風操》:“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盧文弨 《顏氏家訓集解》校之曰:“此‘孫’字、‘祖’字或誤衍。”盧校為是,古習慣稱家公為父,所以“孫”、“祖”二字為衍。

  8.史 料。一書所載史料與史實出入較大者,也多有誤,清儒也從此入手校書。如《歐陽行周集》卷五:“列縣出于千。”何焯校時,將“千”前加一“五”字。顧廣圻指 出,何加“五”不妥,因與史實出入較大,其《思適齋集》卷四校之曰:“行周此記,作于貞元十五年,已非復貞觀、開元之盛,其絕不得反有五千縣之多,明 矣。”此校有理。據《新唐書‧地理志》、《舊唐書‧地理志》記載,當時有縣“一千五百”之餘。

  9.人 物。清儒有時也從人物生卒年月、姓名、字號、官職、爵里、愛好、主張等方面入手識誤。如《左傳‧莊二十八年》:“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王引之《經義述 聞‧春秋左傳》校之曰:“東關為姓矣。既以東關為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為姓,而謂之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 ’。”

  10.文 物。文物因為古,所反映的史料大多可靠,清儒也用其校書。如《後漢書》卷六五引鄭玄的話說:“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阮元等不少學者校此書時都認 為,“不”字為衍。因無證據,不敢妄斷。後阮元親往山東鄭玄故鄉考證文物,終在泥沙中發掘出金承安五年重刻的鄭玄之墓碑,碑文是重刻唐萬歲通天年間史承節 撰的,文中此處無“不”字。阮元《小滄浪筆談》卷四說:“不為父母兄弟所容,碑無‘不’字。”他言之有據,便成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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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版 本。不同時代的版本其特點不同,所用字詞多能體現時代特點。這也是清儒校書的著眼點。如某古本《漢書‧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王念孫《讀 書雜志》校之曰:“凡‘楊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矣……今書傳中‘楊’字,皆改從‘手’旁。”他指出,揚州之 “揚”字,明監本及其以後從“手”為是,以前從“木”為是。真按:不解之處!真按

  12.利 用他人校勘意見。古書流傳至清,有不少為歷代諸儒所校過。其中的正確者,清儒則加以利用。如《詩‧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唐孔穎達《毛詩 正義》校之曰:“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阮元認為孔校為是,直接利用之。其《十三經注疏》校之曰:“《正義》之說是也,此為字之誤。”

  除此之外,清儒還從典章制度、天文曆法、數量單位、事件時間先後、所校書的注文、古書致誤原因等方面著手校書。總之,他們所用的方法很多,這裡所舉實不全面。

  歸納清儒所用之法,不外三大類型:死校法、活校法、綜合法。

  1.死校法。清葉德輝《藏書十約‧校勘》曰:“死校者,據此本以校彼本。”即同書不同本相校,又叫對校法。此法簡單,易於發現錯誤,但要糾正之,尚需他法配合,或輔以佐證。如從音韻入手校書例,正是用對校發現“別本作微”,又用其書的押韻特點而校改的。

  2.活校法。葉德輝《藏書十約‧校勘》曰:“活校者,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闕文。”此論並不全面,僅適用於活校法中的他校法。除他校法外,還有本校法、理校法。這三種校法與對校法一起,在校勘界被通稱為校書四法。

  ①他校法。即以他書校此書,又稱外證法或旁證法。如從文字入手校書例就屬於此法。

  ②本校法。即以本書校本書。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該法是:“專從本書各篇所用的語法、文字注意,或細觀一段中前後文義,以意逆志,發見出今本訛誤之點。”有人稱其為本證法或內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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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從詞彙入手校書例就屬於本校法。

  ③理校法。即以理相校。此法又稱為理證法,主要是從文章義理、行文體例、用詞特點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考治,分析推理,得出結論。如上面從句法入手校書,用的就是理校法。

  3.綜合法。即同時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校法。如上面從人物入手校書,就同時使用了本校、他校二法;從文法入手校書,同時使用了對校、本校、理校三法;從引文入手校書,則四種校法同時用上:“一本作”屬對校,“下句云”屬本校,“文義不明”屬理校,“並引作”屬他校。

   清儒校書方法科學,校勘成果甚為顯著:盧文弨校書二百三十餘種,顧廣圻校書二百 來種,孫詒讓校書近一百種。王念孫父子、戴震、俞樾、毛扆、黃丕烈、錢大昕、鮑廷博、王鳴盛、段玉裁等也都校了一些書。他們校的書多,訂正書中的訛誤更 多。如惠棟校《禮記》,正訛四千七百零四字,補脫一千一百四十五字,刪衍九百七十一字。

  (二)輯佚

  在整理文獻諸項工作中,輯佚實為重要。有了文獻,才有整理對象。輯佚有兩大任務——輯佚書和佚文,有兩個要求——完備和真實,有兩個途徑——域內和域外。清代輯佚工作開展得較為普遍,並逐漸形成輯佚學。張舜徽說:清儒輯佚,“用的方法比較過去精密多了。真按:贅詞! 於是輯佚便成為當時學術界中心工作之一,取得的成果也特別顯著”。①歸納一下,清儒輯佚方法主要有五個方面:

  1.從類書中輯佚。因為類書彙集了群書,當其單書亡佚,類書中的還在。清儒修《四庫全書》,僅從《永樂大典》中就輯佚書三百七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真按: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諸佚書之數量

  2.從漢人子史和箋注中輯周秦書。清儒使用的漢人之史和箋注主要有《史記》、《論衡》、《韋昭國語注》等

①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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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從唐人義疏中輯漢魏書或文章。如清儒從《周易集解》輯漢諸家易注等。

  4.從史注和總集中輯佚文。清儒所用史注多為六朝唐人之著,如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所用文集,如《文苑英華》等。

  5.從《經典釋文》和有關音義書中輯小學書。清儒用的音義書有慧琳的《音義》等。

  清儒輯佚的方法和途徑還有一些,如從文選、金石刻、傳注中輯佚文資料。以地區而言,他們輯佚遠涉域外。如湖州鮑廷博父子編刻的《知不足齋叢書》,內收佚書新輯本多種,其中《孝經鄭注》、《五行大義》二書就是從日本輯來的。

   清儒集體輯佚成績突出者,除上述修《四庫全書》輯佚書外,在編《全唐文》和《全 金詩》時也輯了大量佚文。個人輯佚成績突出者有:馬國翰輯佚書五百八十餘種,收入《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王謨輯佚書四百餘種,收入《漢魏遺書鈔》中。黃 奭、嚴可均、章宗源、李調元、張金吾、黃以周、丁杰等人也都輯了一些佚書和佚文。

  (三)辨偽

   古書流傳至清,由於有人做手腳和輾轉流傳,偽書情況嚴重。張之洞《輶軒語》說: “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此說似嫌誇張,但當時偽書確實不少。清儒要整理圖書,就要辨偽。辨偽的根本任務有二:一是某書是否真為所題作者所著,有否托 古;二是某書是否符合其初印原貌,其篇章內容有無參改。清儒所採用的主要辨偽方法是:

  1.查考書目法。一般著作,歷代書目多有收錄,不見收錄者多偽;雖被某書目收錄,但久佚後偶又出現者,其中有的可能為偽。

  2.檢閱引用或評論法。一書問世,或被他書評論,或被他書引用;該書也會引用或評論他書。此書若不見被其後之書引用或評論,則多偽;此書引用或評論之書確係其後出者,則十有九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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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物鑑別法。書中所論及的人物晚於其書著者的,則多偽。

  4.史料考證法。經考證,書中所載史料與事實相差甚遠者,或出於作者之後者,則多偽。兩書同載一史料,但完全矛盾者,其中之一多偽。

  5.兩本對比法。某書甲本為世人公認的真本,乙本與甲本在篇章或內容方面有較大差異,乙本或本子為偽,或有的篇章為偽,或有的內容為偽。

  6.版本識別法。不同時代出的書,其文例、字體、刀法、諱字、紙墨、裝幀、款式等多有不同。若某時代出的書,其版本特點與同時期其他書差別較大,則可能為偽。

  另外,還可結合審視書之藏章、題跋、牌記、有無剜改和蓄意薰製之跡,既可辨出偽書,又可判定版本。

  清儒辨偽主要用這些方法。其次,他們也有從書的流傳入手、從各時代社會特點入手等來識別偽書的。

  清儒辨偽成績突出者主要有:姚際恒辨偽書八十八種,皆收入其著《古今偽書考》。他還辨出一些偽文和一些書中部分內容為偽。清儒修《四庫全書》時,辨出偽書二十七種,懷疑為偽者十一種。真按:四庫全書的辨偽 梁 啟超《飲冰室專集》收其辨出的漢以前書全偽者二十四種,部分偽者六種,懷疑全偽者八種,懷疑部分偽者八種,同時指出或作者誤或時代誤的書十九種。閻若璩、 孫志祖、惠棟、劉逢祿等人也辨出一些偽書。對於清儒辨偽工作,梁啟超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清儒經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討論的結果,已經解決的十之三四,尚未解 決的十之六七。但解決問題,固然是學術上一種成績;提出問題,也算一種成績。清儒在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觀了。”①

  (四)編書

  這裡僅指編製叢書。這也是一項重要的整理圖書工作。清儒在整理圖書時發現,編製叢書好處頗多

①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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