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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纂修外一章：阮元（1764一1849）真按：原訛作院，徑改！ 如何提挈與促進嘉道時代的學術研究*

魏白蒂**

　　阮元，字伯元，號雲（芸）台，又號「雷塘庵主」。晚年自稱「頤性老人」、「節性齋老人」、「北湖破叟」。致仕後，家書自簽名為「心肅」。籍貫江蘇揚州①。真按：阮元之家世 真按：阮元之生卒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舉。謝墉為江蘇學政

*作者借此機會謹謝下列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Gest圖書館；倫敦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及清史文獻檔案處；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近代歷史研究所檔案收藏；台北國家圖書館；台北台灣大學圖書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

**　香港演藝學院人文社會科學教授

①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於揚州舊城府西門北瓦巷（後改為海岱庵）。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於揚州太傅街文選樓（今疏賢街）。舊居和家廟仍存。葬雷塘。墓與墓誌銘碑現亦存。家屬將道光皇帝御賜祭文刻碑存在家廟。家廟房屋還在，現為揚州市政府幹部居住。碑已破爛，在院子地上用來放破鍋、破碟、花盆等雜物。真批：寫得還真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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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官為朱珪。當年隨謝墉去北京會考，居朱府及揚州會館。五十四年（1789）中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散館大考第一名，授編修（正七品），直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到南書房工作，參加編定在內廷懋勤殿收藏書畫。真按：此句不太通！ 充詹事府正詹事（正三品），石經校勘官。又直文淵閣學士（正三品）、兼禮部侍郎（正二品）。五十八年督山東學政（1793-1795）。六十年調浙江學政（1796-1798）。任滿回都，攝兵部侍郎（正二品）、轉禮部；仍直南書房。調戶部侍郎；經筵講官：己未會試副總裁。嘉慶五年任浙江巡撫（從二品、1799-1805）。十年至十二年（1805-1807）為父丁憂，真按：此句不通！-丁父憂，何可謂為父丁憂！ 住揚州。十二年（1817）服滿入都，補兵部侍郎。十三年再撫浙江（1807-1808）。因劉鳳誥代辦監臨科場舞弊事落職，返京。十五（1810）年仁宗氣消，派阮元以編修（正七品）兼國史館總裁；寫儒林文苑傳稿。真按：疑當作儒林、文苑傳！二傳也. ②十六（1811）年官內閣學士（正三品）。十七年調漕運總督（正二品、1812-1814）。十九年任江西巡撫（從二品、1814-1816）。破朱毛里與另外幾項與秘密社會有關的案子，得太子少保銜。二十一年調河南巡撫（從二品），又遷湖廣總督（正二品）。二十二年派任兩廣總督（正二品、1817-1826）。道光六年調任雲貴總督（正二品、1826-1835），加大學士銜（正一品）。十三年北京（1833）殿見，充會試副總裁。十五年（1835）真按：阮元之仕履--實在詳盡得有得繁冗了.又不是在做阮氏家譜.當摘錄其有關于論文主題者以便參照即可. 任滿回京，拜體仁閣大學士（正一品），管兵部事。③十八年（1833）致仕歸里、得太子太保銜。

　　這篇論文旨在闡明阮元承繼編纂《四庫全書》時所凝聚的嚴謹質樸的學風，並廓大而發揚之

②有手抄本現藏台北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庫。

③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有當時大學士管理兵部阮元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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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嘉道一代的學術研究，起了無可替代的提挈與促進的作用。阮元不是一位瀟灑有閒的學者，真批：這大概只有域外漢學家用得出來！然以較愚之英文能力，猶裕如多多矣！ 而 是責任特重的地方行政官員。在政府服務五十餘年，辦省行政、治安各種問題。所處理棘手的大事在浙江有海盜，在江西、河南、兩廣有秘密會社，在兩廣又有外商 和鴉片私入的難題。公務百忙之中，先後羅致四百多名學者立學編書，研究與校勘各項學術。在杭州辦詁經精舍，寧波建安瀾書院，廣州立學海堂。這些教育機構培 養人才，為發展考證學的單位，做修書刻書中心。阮元特長為組織專家學者纂修大型巨作。編選纂修著作現仍存七十多種，至今嘉惠後學。另外還有幾十篇替其他著 作寫的序跋，表示他與這些書籍出版有關。④

　　當時皇帝也並不贊成阮元花費工夫研究學問這樣的生活作風，真按：此句不通！ 下 旨責備他不專心辦公。阮元在南昌印行《十三經》時正好朱毛里案發生，仁宗將此案與天地會相連；而阮元以為雖然朱自稱明裔，他主要目的是在欺騙愚人，其組織 與天地會無關。仁宗說社會治安問題極多，「而阮元不思上緊督緝。每次奏摺僅以虛詞搪塞，實屬延玩。又思館修書乎？文章、政治事一理貫通，豈可自棄。」⑤仁 宗又看該省其他官員奏摺，與阮元看法不同，下旨間：「何以未據阮元奏聞？阮元係棄瑕錄用之人，於地方此等重要大案件，理應加倍認真查訪。如謂毫無聞見，豈 非竟同木偶？如知而不奏，是誠何心？」⑥所以阮元對清代學術的貢獻，真批：如此因果關係既只必要，而不充分！ 大多不是他自己埋頭的學術研究，而是擔負各種規劃的著作

④參考本文附件二。

⑤宮中檔〔嘉慶朝〕019008。

⑥宮中檔〔嘉慶朝〕01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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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他自己做了多少研究工作，其他學者做了多少；研究題目是如何確立的；對學術研究和資助學者的興趣是何時開始；他怎麼處置各學者的研究工作等等問題，都 是值得研究的。他與《四庫全書》纂修工作的關係，也值得檢查一下。所以作者敢大膽在專家學者面前探討阮元如何從《四庫全書》纂修的影響來提挈與促進嘉道時 代的學術研究。

阮元在學術界的地位

　　中外歷史和文學學家談論清代學術，都提到阮元對立學、刻書和資護學術下的工夫。張舜徽學者在1962年寫的《清代揚州學記》引述清代學者劉壽曾評論阮元對當代學術研究的貢獻：「學術之興也，有倡導之者必有左右翼贊之者，乃能師師相傳。賡續于無窮而不為異說言所奪。真按：疑有衍文！ 文達早膺通顯，年又老壽。為魁所歸仰。真按：疑有訛敓！ 其學衣被下下矣。真按：動詞. 」⑦ 張舜徽覺得劉氏「這段話確與事實相符。對阮元的推崇並不過於誇大，毫無疑義。阮元對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這成績是不可湮沒的。」 ⑧蕭一山教授談論「阮氏之有功於清代學術界者，尚不盡在本人之作品，而在其能提倡文化，獎勵經學。在浙則立詁經精舍，在粵則立學海堂。延名流以課士子。其 影響於當時學風之鉅。而又先後提倡刻書，尤於文化有莫大裨益。」⑨晚清國學大師梁啟超以為阮元「本以經師致身通顯，任封疆有力養士。真按：疑有訛亂！ 所至提倡，隱然茲學之護法神也

⑦劉壽曾《傳雅堂文集》卷一。見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142頁。

⑧張舜徽同上。

⑨蕭一山，《清代通史》（1935），台北1976年版，Ⅱ：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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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胡適更指出：「阮元的特別長處在於能收羅一時大師，請他們合作，編撰重大的書籍。」⑪

　　阮元能成功資助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他自己學問優秀。錢穆教授認為阮元是「清代經學明臣最後一重鎮。真按：應是經學名臣之訛！為明臣還得了，真是被嘉慶說中「是誠何心」矣！ 」⑫何佑森教授說阮元是清代學術研究的橋樑，因為：

阮元在清代經學史上是一位承先啟後的人物。在他以前有所謂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中標榜的漢學。在他死後，有所謂陳澧《東塾讀書記》所主張的漢宋兼采之學。他的論學觀點，可說是居於兩者之間的一座橋樑。他不但是乾嘉戴學的繼承者，也是學海堂學風的倡導者。近人由於過份重視了戴，真按：戴震 段，真按：段玉裁 錢，真按：錢大昕-錢大昕不以經專長也.且長在史，或者重其養新錄故也.俟考！ 王的治經方法，真按：王念孫 因而忽略了從乾嘉到同光，這一過渡時期經學思想的轉變，尤其低估了阮元在清代經學發展史上的貢獻。⑬

這樣，真批：因果銜接又有不充分的問題！ 阮元就承繼清代大家的學問。他受了顏李學術的影響，真批：引文並無言顏李，何可遽以立論？徒妄說也． 又接收戴震的研究方法。「用戴學治經的方法來治哲學的問題，……指出古人文字的意義的變遷沿革

⑩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1），台北版，1975，108頁

⑪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北商務印書館版，1976，138頁。其實汪中和阮元並沒有直接關係。真按：汪中與阮元 兩人都生長在揚州；汪中大幾歲。汪中中舉，未考會試：也未做官。後來他的著作是阮元印的。揚州有許多關於阮元和汪中的傳說，都不可靠。真按：汪中與阮元-不知作者如何得知？ 只有凌廷堪寫的汪中墓誌銘值得引述：「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汪中），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貝招焉。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之，遂成讎隙。然而每與余論其當代學人，真按：疑為及之訛！ 終為伯元屈一指也。」（《國朝稽獻類徵初編》卷420）真按：當作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不知何故本篇錯字特多！豈以域外學者故耶？ 。

⑫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1976），529—541頁。

⑬何佑森，「阮元的經學及其治學方法」，《故宮文獻》2：1：19—3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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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後人塗飾上去的意義，回到古代樸實的意義。這是歷史眼光，客觀的研究。」⑭

朱珪的提拔與贊助真按：阮元與朱珪

　 　阮元出身普通家庭，他的教育背景也不特別。雖然生長在文化中心的揚州，一直是唸 私塾；沒有上過有名的書院。他考上舉人以後，才入儀徵縣學。啟蒙老師是自己母親。教師中間學問最高的只是李道南。李氏雖考上進士，沒有著作，也沒有做過 官，見識不多，名聲只在地方而已。阮元考鄉試得到學政謝墉賞識，介紹他給朱珪（1731-1807）。才到北京時，與其他來參加會試的學生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享有朱珪的提拔與贊助。真按：此句不通！ 朱珪，字石君，真按：朱珪 大興人。祖父退休定居北京之後，朱府就成為許多學者在京相聚的中心。朱珪與其兄朱筠在高宗乾隆十三年（1748）真按：朱珪與朱筠 同時考成進士。真按：此句不通！-成進士為古文，不可直譯為白話考成進士也！ 珪選入翰林院。人品學問優良。十分受高宗乾隆皇帝欣賞。散館後直入上書房，真按：此句不通！-要嘛入上書房，要嘛直上書房，焉可二用！ 做後來仁宗嘉慶的講學教師；師生感情很好。嘉慶四年（1799）太上皇帝高宗駕崩，仁宗即馳驛召朱珪返回北京。命直南書房，管理三庫，兼禮部辦理高宗後事。真按：此句不通！-當斷作管理三庫，兼禮部，辦理高宗後事！ 阮元也隨朱珪到禮部工作。仁宗用人行政，悉以諮朱珪。因當時仁宗重新整理國家行政，需要人才，才三十歲毫無行政經驗的阮元受聘為一個重點行省浙江的巡撫，就是由朱珪推薦的。⑮真按：阮元與朱珪

　　阮元在北京這段時間，奠定了他仕途暢達的根基。他會考名列前茅，入翰林院。散館大考第一名，很得高宗賞識。⑯派阮元做日講起居注官

⑭胡適，139頁

⑮　昭槤，《嘯亭雜錄》卷十。

⑯　在1971年三月乾隆皇帝對阿文成公說：真按：應係1791之訛！ 「阮元人明白老實，象箇有福的。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一，張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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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在皇帝身邊。在南書房做編定書畫、校勘石經等工作。其實這也是給阮元一個交結關係的機會。考上進士靠自己的能力，升宮就需要靠人事了。他官銜詹事、學 士、侍郎；得到禮部、兵部、工部和內閣工作的經驗。第一個京外差事就是山東學政。這種升遷之速，是不多見的。仁宗親政後又由朱珪推薦，官浙江巡撫。後來從 江西湖南巡撫做到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封少子少保銜。⑰在翰林院和南書房工作時候，認識到曾在《四庫全書》館工作，和珅被黜以後有勢的幾個大臣。 阮元入翰林時彭元瑞（1731—1803）為教習大臣，與阮元有師生關係；後來他的曾孫女嫁給阮元的兒子，又成親家。阮元做山東學政時，彭職吏部尚書。他在南書房做事時，董誥（1740—1818）已是長官之一。被提出做浙江巡撫的時候，董誥是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另一位大學士軍機大臣是王杰（1725—1805），阮元會考時的考官。劉墉（1720—1805），大學士，是阮元同班劉鐶之的伯（叔）父。阮元準備會考時住在劉府。朱珪當然更不用說了，嘉慶當權時他的勢力極為高大。真按：此句不通！-但為域外學者故也.然則今大學生每見有此種句式也，可不為小學生之類哉！ 阮 元派到各部學習時，尚書就是這幾位，都替他開道。仁宗自己也認識阮元。他們在南書房同事。後來仁宗的著作《味餘書室隨筆》，是阮元注的。嘉慶初年，仁宗下 旨給阮元，都稱他為「卿」。可以說當時從皇帝以下，所有當權的高官，都贊助阮元的。他在京外，地方官民熟悉這種情形，讓他說話辦事也比較方便些。

《四庫全書》纂修對阮元的影響

　在阮元學術進展方面，朱珪的角色也很重要。真按：阮元與朱珪 乾隆五十一年冬

⑰　參考此論文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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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阮元初到北京時，《四庫全書》纂修已告完成。不過許多參與四庫館工作的學者尚滯留京都；在朱氏昆仲周遭。美國R.Kent Guv（蓋 博堅）教授在他一本關於《四庫全書》的著作裏談到朱氏昆仲：「兄朱筠就是建議給乾隆皇帝纂修《四庫全書》的大臣。朱氏昆仲圈裏滿是學者。不論私人見解距離 多遠，學者們在朱府十分融和及互助的環境下，討論當時各種學術題目，加強友誼關係。」⑱阮元從在朱珪和朱筠昆仲周遭學者親承與瞭解到方興未艾的漢學理論及 其代表戴震的學養。四庫館工作的學者大都是漢學家，所以《四庫全書》的觀點是漢學的。⑲阮元在朱府認識和戴震有關係的學者，真按：四庫全書與漢學 如邵晉涵（1743—1796）和王念孫（1744—1832），這兩位學者替阮元大開眼界，真按：此句不通！ 介紹給他戴震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阮元在朱家也見到任大椿（1738—1789）；不過任氏在阮元中進士那年過世，對阮元學術進展影響不大。

　　二十世紀研究清代學術的中外學者認為戴震（1724—1777）是乾隆時代影響最大的漢學家。梁啟超以戴氏為清代最新穎的思想家。「故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⑳戴氏研究精神已成獨立一門哲學，「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21﹞，可惜他的承繼人

⑱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aty Press，1987，p53.

⑲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64.

⑳同上，p56。

﹝21﹞同上，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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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阮元在內，沒有將他的思想完全傳下來。所以戴震對學術重要的貢獻只限於考證學。﹝22﹞ 戴氏主張用考證方法研究語言，音韻，歷史地理，數學和歷史。用這方法尋找真理，戴氏一定堅持要證據。所有語言文字都一定要本來的發音和意思。這研究法就成 了考證學的根基。阮元研究哲學就是從戴氏出門，「阮元的《揅經室集》裏頗有不少的哲學文章。我們研究這些文章，可以知道他………從戴學治經的方法來治哲學 的問題；……指出古今文字的意義的變遷沿革，剝去後人塗飾上去的意義，回到古代樸實的意義。」﹝23﹞用這種研究方法，考證，清中葉漢學學者創建了一套如新的知識。真按：此句不通！ 阮元自己的著作和資助其他學者的著作對這成就貢獻極大。

　　阮元到北京時，戴震已經去世。所以阮元所瞭解的戴氏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是從邵晉涵和王念孫二手得來。邵氏和戴震曾在四庫館同事。邵氏專門為宋元史，又精通《爾雅》。王念孫與其子王引之（1766—1831）為「清代學術界影響最大之流」。真按：此句不通！ ﹝24﹞王念孫為戴學專家，堅持無論如何所有資料都要考證後才能接收。阮元稱贊王氏能將數千年誤解的詞語改正：「所有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諭，而得其本意之所在

﹝22﹞

　Fang　Chao-ying，　"Dai　Chen"，　in　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Govemment Printing Press，1943，p699.

﹝23﹞胡適，《載東原的哲學》，139頁 Also see Benjamin Elman，"Schools of　Scholarship　and　Lineage"，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Benjamin　　Elman　　et　　a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9.

﹝24﹞Elman，　”Schools　of　Scholarship　and　Line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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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梁啟超覺得阮元對王氏的贊語並沒有太過份：云：「吾今日（清末民初）讀王氏父子之書，只覺得其條條皆犁然有當於吾心。前此之誤解，乃一旦渙然冰釋也。」﹝26﹞二十世紀末期學者的眼光和意見就不同了，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王俊義和黃愛平覺得王氏父子說不定太過份。他們熱心找錯字，有時把前代學者用來解釋的詞語誤作錯字。﹝27﹞

清中葉學術研究資助

　　無職務薪水又沒有家庭背景的學者依靠他人資助，否則不能研究寫作。這不是只限於清中葉中國學者的難題，歷代中外藝術家和學者都靠熱心人資助，資助藝術和學術的動機不定，清代朝廷學術資助有政治性。美國Lynn Struve（司徒琳）和蓋博堅，已用英文出版他們對清代學術研究資助的研究。司徒教授發現在1680到1710之間，康熙皇帝召集大批學者編纂《明史》，其動機是政治性。清廷當時想要攏絡學者替清朝做事。蓋教授說乾隆皇帝也是依樣召集學者修纂大型作品的《四庫全書》研究。同時有些大臣也資助學術，在自己周圍收羅無職的學者，康熙年代的徐氏昆仲和乾隆時代的朱氏昆仲就是如此。﹝28﹞清中葉在資助學術最有貢獻的大臣是朱筠、朱珪、畢沅(1730—1797)和阮元

﹝25﹞王引之撰《經義述聞》。阮元序說此書在江西巡撫任上刻印。內有王氏父子文章。

﹝26﹞梁啟超，74頁。

﹝27﹞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與文化》，340-341頁。

﹝28﹞Lynn　Struve，　"The　Hsu　Brothers　and　Semi-Official Patronage　of Scholars　in　　the　　K'ang-hsi　Period，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31—226（1982）.　The Hsu Brothers were Xu Qianxu徐乾學（1631-1694），Xu Bingyi徐秉義（1833-1711），and　Xu Yuanwen徐元文（1634-1691）.　Other officials　who patronized Scholars included Ye Fang ai葉方藹（1629-1682），Song Deyi（1622-1687），and Yu Guozhu（died circa 1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