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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①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力圖振興正宗文學的紀昀自然是阮囊羞澀，無法拿出新的救治方案，而如此“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勢又無比生動地暗示著中國古典文學已走入“變古”時期，亦即準備向近代跨進的時期。

（四）“可以涵泳與化，而不可一字一句求之於町畦之內”——紀昀的文學鑑鑑論

　　從古希臘發端的西方學術傳統，素來以注重客觀觀察和形式邏輯分析為基本品性。西方古典批評家、法國 人推雷斯的一段論說，頗能表明這樣一種科學主義傳統對文學批評的影響。他說：“考慮一個文學問題的方法，如笛卡爾所指示的，即是考慮問題的方法。批評家若 捨此而企圖嘗試別的方法，他就不應活在這個世紀裡。”②然而，在興象深微、遠而不盡的中國詩女神面前，偏執於理念的騎士與擅長於邏輯推斷的雄辯家卻不免於 局促與拘泥，失去原有的瀟洒自如的風采。

　　這裡需要的是另一種語言和解說，另一種旋律的小夜曲。

　　與中國詩同生共長的中國文人，對東方繆斯有最為透徹的理解。他們超脫於知性邏輯的理念與切割肢解的剖析，對詩作品“左攀右涉，晨躋手覽，上下陟頓，進退回旋

　　①《聞一多全集》，甲集，開明書店，1948年8月版。

　　②引自布魯克斯‧衛姆塞特：《西洋文學批評史》（顏元叔譯本），第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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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而這種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的精微體味，終至將他們導入詩美的超詣清空之境。

　　對中國詩特質有真切把握的紀昀也將沉潛和含玩奉為詩鑑賞的圭臬。

　　沉潛和含玩首先意味著剝離和擺脫嚴密的、確定性的邏輯概念和邏輯思維。它全心專注於感覺，而感覺不同於觀察——感覺的準確不能還原為抽象的概念；它致力於直尋詩文之醇美，而直尋不同於推理——直尋的結果不能倚仗體系的祐護。

　　紀昀便是以這樣的意態來品鑑詩文。

　　在《總目》《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題要、《石田詩選》題要、《陶詩析義》題要中，紀昀道明了他的詩鑑賞觀念。

　　（李）賀之為詩，冥心孤諧，真按：疑當作冥心孤詣！ 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嚴羽所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者，以品賀詩，最得其似。②

　　（沈周）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之以繩削。③

　　陶（潛）詩之妙，所謂寄至味於淡泊，發纖穠於簡古，其神理在筆墨之外，可以涵泳與化，而不可一字一句求之於町畦之內

①高棅：《唐詩品彙總序》。

②《總目》，卷一五○，集部，《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條。

③《總目》，卷一七○，集部，《石田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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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伯英、逸少之跡，不可鉤摹以波磔，襄陽、雲林之畫，不可比量以形象。①

　　所謂“冥心孤諧，真按：疑當作冥心孤詣！ 往 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寄興於町畦之外”，“其神理在筆墨之外”，都指的是一種以意象傳情的超邏輯、超語言的純粹的審美世界。而所謂“可意會而不言傳”， “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以神削”，“可以涵泳與化，而不可一字一句求之於町畦之內”，則指的是“脫卸”語言文字與邏輯思維的束縛，以心靈的超悟去與邈遠的情 景、意境取得和諧與默契，這正是沉潛與含玩的要旨，也是中國古典詩歌審美感受的秘訣。

　　紀昀既以“涵泳與化”的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為詩鑑賞的審美路徑，化甘旨為嚼蠟、化美文為考據的窮研細究便成為他批評和揶揄的對象。

　　“《楚辭》一書，真按：楚辭多有簡化作楚詞者，乃此簡化作楚辞，亦較佳矣. 文重義隱，寄托遙深。”②紀昀對《離騷》的推重，逼近真實地認識到屈宋諸賦的抒情詩本質。對於這樣一個“文重義隱，寄托遙深”的情感繽紛世界，任何宗經之說或考據求實都顯然是一種審美上的謬誤。當紀昀檢視歷代《楚辭》章句集注時，便將這種見解化為批評。

　　《楚辭》實詩賦之流，未可說以詁經之法。⑧

　　詞賦之體與敘事不同，寄托之言與莊語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迥出於蹊徑之外。……疏以訓詁，核以事實，則刻舟而求劍矣

①《總目》，卷一七四，集部，《陶詩析義》條。

②《總目》，卷一四八，集部，《楚辭集解》條。

③《總目》，卷一四八，集部，《離騷經注》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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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詩賦自有詩賦的鑑賞方法，對於那“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迥出於蹊徑之外”的無限展開的詩境，“疏以訓詁”，“核以事實”，甚至“以詁經之法”去解說，其結果自然是鑑賞意態與能力的失落與萎縮。紀昀的如上議論，確乎是關於詩鑑賞的真知灼見。

　　“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②關於杜甫詩歌創 作的現實主義性格，從古到今，人們已經說過許多話，今後還會有許多話。宋人將杜詩稱為“詩史”③，正是敏銳地注意到杜詩包涵著深刻、豐富的歷史內容。然 而，杜甫不是用冷靜的理智寫詩而是以蘊藉深沉的感情寫詩，他的寫生民疾苦與議論生發，無不是和濃烈深厚的感情抒發與觸發靈感的磅礴詩意自然融為一體。杜詩 因而具有強烈感人的藝術魅力。劉熙載說：“（杜詩）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④司馬光言：“古人為 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①《總目》，卷一四八，集部，《離騷解》。

　　②《總目》，卷一四九，集部，《杜詩捃》條。

　　③《總目》在《杜詩捃》提要中言：“宋人倡詩史之說”。但認真說來，目杜詩為“詩史”的觀念在晚唐已發端，如唐人孟檗《本事詩》曰：真按：孟棨.檗字誤也！ “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不過宋人的這一認識更為普遍。如黃庭堅稱杜詩為詩中之史。復說：“杜詩謂之詩史，以班班可見當時”（《與侯謨秀才書》，《潏水集》卷五）；陳巖肖說：“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依據，真按：覈之迪志版文淵閣四庫書作皆有據依！ 古號詩史”（《庾溪詩話》卷上）。

　　④劉熙載：《藝概》，第57—5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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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①如上論述無不精核地指明了杜詩的詩歌境界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美學意義。

　　歷史往往喜歡與人們開詼諧的玩笑。“宋人喜言杜詩”②，“自宋以來注杜詩者林立”③，但是他們對杜詩卻乏於通脫的理解和心路的溝通。紀昀指出：“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杜詩者遂以劉昀、宋祁二書（《舊唐書》與《新唐書》——筆者注）據為稿本，真批：既有閒作此淺陋之注，何不多用心校訂前文劉昀之訛！ 真按：昀字訛也！ 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④在宋人窮究細研的迂闊考據下，情思飛動、出神入化的杜詩化為索然無味的歷史記錄或處處隱含社會人事的影射。真批：可不奇怪前論宋人經學處反而不講考據，而此文學處卻講考據．何其顛反如是乎？其間亦必有其理絡可稽者也，非貿然鑿空者也！而讀書者至此乃能寤此者，蓋亦鮮矣。而愚亦不暇，故所謂淺嘗輒止，不求甚解也。 如此思維定勢和鑑賞心態受到紀昀的斷然批評：“詠月而以為比肅宗，詠螢而以為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袴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⑤這真真是洞察詩歌創作與鑑賞真諦的議論。明人唐元竑解杜詩，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此人著作！ 一反宋人路徑，著意於對杜詩總體風貌的把握。紀昀稱讚他“雖未必全得杜意”，但“涵泳性情，頗能會於意言之外”⑥。這種“涵泳性情”、“會於意言之外”的意態顯然正是紀昀所亟亟提倡的鑑賞方式。

　　李白、李賀與李商隱以“三李”之名飲譽中國詩壇。真按：國無！待查！詞：【飲譽】享有聲譽。《花城》1980年第7期：“當時他管物價，後來發覺有的地方為了卸包袱連質量優良、飲譽國內外的蝴蝶牌風扇都削了價。”按：既無引徵古文，疑乃大陸新興詞彙. 李賀詩風格怪幻，李商隱詩深婉含蓄，他們分別代表著中、晚唐詩歌風格，體現出不同境界的美學意味。

　　對於李賀詩與李商隱詩的研究，紀昀亦有重要見解：

①司馬光：《迂叟詩話》。

②《總目》，卷一四九，集部，《九家集注杜詩》條。

③《總目》，卷一四九，集部，《李太白詩集》條。

④《總目》，卷一四九，集部，《杜詩捃》條。

⑤《總目》，卷一四九，集部，《杜詩捃》條。

⑥《總目》，卷一四九，集部，《杜詩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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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之為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而諸家所論，必欲一字一句為之詮 釋，故不免輾轉轇轕，反成滯相。又所用典故，率多點化其意，藻飾其文，宛轉關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璃聲’句，因羲和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璃 聲，非真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墳鬼唱鮑家詩’，因鮑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墳，非真有唱詩事也，循文衍義，詎得其真？①

　　對詩人豐富的想像與主觀情思的創造進行循文衍義的一字一句的詮釋，這確實是門檻之外的解詩，盡管苦累抱懷，真按：不解之處！真按 辛勤倍至，卻“詎得其真”，“反成滯相”，斫傷藝術的生命。紀昀以中國風格的詩論揭示出與杜威相似的結論：“假如文字能充分表達一切意義，就不會有繪畫和音樂的藝術。”②也同樣不會有詩的藝術。

　　《總目‧〈李義山詩集〉題要》中的議論同樣精彩。

　　自釋道源以後，注其（李商隱）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為深解，以為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今考商隱《府罷》詩中有“楚雨含情皆有托”句，則借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然《無題》之中有確有寄托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

①《總目》，卷一五○，集部，《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條。

②轉引自《外國理論家作家論形象思維》，第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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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戲為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 “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為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為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 香草”解之，殊乖本旨。①

　　對於紀昀的上述論說，今人葉蔥奇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這樣分清類別、明辨意趣的分析的確是精當 恰切的。”②然而，據筆者觀看，紀昀如上論說的價值不僅僅於此。在這裡，紀昀實際上揭示出李商隱研究中的一個關節性問題：盡管李商隱確曾一再道明他的詩創 作有“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③的意蘊，但他一生詩歌創作宏富，很難說每一篇都是“楚雨含情皆有托”，借男女之愛喻君臣遇合。更何況，李商隱詩 中的喻體，都不同程度的帶著朦朧飄忽的彈性。它們所傳遞的其實是一種多層次的情緒氛圍，彌漫著濃重的悵望、迷惘和感傷。對這樣的境界和情思，無法去指實也 不必去指實。“此情可待成記憶，真按：記得是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當時既已惘然，後世注家又何可得其真解。和那些“務為深解”商隱之詩的注家比較起來，紀昀的眼光要高明得多，見解要洒脫得多。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①《總目》，卷一五一，集部，《李義山詩集》條。

②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前言》，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③　李商隱：《李義山文集》，卷三，《謝河東公和詩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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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①紀昀津津玩味的詩文品鑑顯然著意於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印象”，這無疑是一種高水平的審美活動。

　　然而，捨“筌”、捨“蹄”、捨“言”的沉潛含玩並非意味著止於“神秘經驗”的彼岸，它還亟亟尋求一種創造性的語言來表達在沉潛往復、從容含玩中所發喚起的意象情感。這種語言當然是非確定性的、非詮釋性的，其方向乃是既含有精微細膩體味又足以使讀者浮想聯翩的擬象設喻。

　　於是，發揮淋漓的象喻式品評成為中國古代詩論的傳統，也成為紀昀詩文品鑑的重要特徵。

　　且讓我們看看《總目》中的若干比喻，它們的精美貼切與鮮活生動足以使人生動地感受到作家作品的獨特風神：

　　韋莊之詩語意清新，紀昀稱它“如喬木生夏涼，流云吐華月”②。

　　毛滂詩文豪放不羈，紀昀評曰：“詩有風發泉湧之致，……文亦大氣盤礴，汪洋恣肆。”⑧

　　方夔之詩機趣活潑，紀昀贊云“自有不衫不履之致”④。

　　吳芾詩才甚富，紀昀喻之為“瀾翻泉湧，真批：什麼都是紀昀說，其實直以總目作紀昀說，洵有未安！此過于草率也！ 出奇無窮”⑤。

　　文天祥著作雄贍，紀昀頌曰：“如長江大河，浩翰無際。”⑥

　　楊維楨才力富健，有“飆馳霆激之氣”。紀昀稱他所作之賦“卷舒風去，吐納珠玉”

①《莊子》，雜篇下，《外物》。

②《總目》，卷一五○，集部，《韋蘇州集》條。

③《總目》，卷一五五，集部，《東堂集》條。

④《總目》，卷一六五，集部，《富山遺稿》條。

⑤《總目》，卷一五八，集部，《湖山集》條。

⑥《總目》，卷一六四，集部，《文山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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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周意態飄逸，渾洒淋漓，無論作畫作詩都“自寫其天趣”。紀昀品評他的詩作，以為“如雲容水態，不可限以方圓”②。

　　《總目‧〈宋學士全集〉提要》關於明初文宗劉基與宋濂詩文風格的比較亦是擬象恢宏：

　　今觀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③

　　廣擬意象的設喻，不僅帶來了品評本身的詩化和藝術化，而且保存了作品形象和內蘊的多面暗示性。筆者數番通讀《總目》，雖“左攀右涉，晨躋手覽，下上陟頓，進退回旋”，從未有過枯燥嚼蠟之感。深湛詩意的設喻大有可能是《總目》吸引筆者的原因之一。真按：周積明通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次

　　當然，正如錢鍾書所言，“比喻有兩柄而復具多邊”。無論是“風發泉湧”之喻，還是“千金駿足”之 比，都朦朧惝恍，既無質的規定性，又無量的精確性。對於讀者來說，要與充溢詩意聯想和暗示的比喻式批評產生共鳴，首先必須具有“慧根”，正如美國加州大學 夏濟安教授所言，這樣的批評“是寫給利根人讀的，一點即悟，勿庸費辭”，而天下的“鈍根人”卻不免在如此風格的批評面前望而卻步

①《總目》，卷一六八，集部，《麗則遺音》條。

②《總目》，卷一七二，集部，《甫田集》條。

③《總目》，卷一六九，集部，《宋學士全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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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莫測高深，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五）“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紀昀的文學主體論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從來認為，文學作品的實在形式，不過是作者表情達物的暫借物，文學的本質性主體是 作者的情興。劉勰所說的“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①，正指出作品的文、辭只是“波”，作者的情、心才是“源”，才是真正本質性的東西。由於 作者的情興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與制約，文學作品因而呈現出各各不同的面貌與風格。

　　著眼於文學作品的主體，紀昀“縱觀古今著作”②，進而以集大成的姿態，對作者與作品的美學關係作出了一個總綱式的論述：

　　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③②

　　這裡包含著三個命題：文章關乎學術，文章關乎性情，文章關乎人品。

①《文心雕龍‧知音》。

②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

③《總目》，卷一六五，集部，《佩韋齋文集》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