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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是了解《總目》纂修過程的第一手資料，對於了解清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等方面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翁方綱所撰提要稿總計在1200條以上，真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數量 是現存分纂官提要稿保存最多的一家。其手稿本收提要稿1150條，真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數量 是當時撰寫提要稿的最初文獻，是研究《四庫全書總目》乃至《四庫全書》編纂的原始材料，近期已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正式影印出版。另外，復旦大學藏有兩個抄本，一為施韻秋抄本，略有刪節；一為王欣夫抄本，只過錄提要部分，對其他信息一概刪除。兩個抄本較手稿本多出32條提要。真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數量 翁氏所撰提要稿不僅數量特別巨大，而且其價值也在其他分纂官提要稿之上。本章首次進行窮盡性研究，將其逐一與《總目》進行對比①，分為六大類，勘其異同，察其有無，並附論其優劣。最後我們討論其在文獻學（這裡主要指目錄學、版本學和辨偽學）上的價值，並兼及禁書問題。真按：翁方綱的文獻學
① 三個本子為稿本與抄本，而正式的整理本尚未問世。真按：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尚未見得吳格整理本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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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翁方綱及其論學宗旨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官至內閣學士。著述甚豐，代表性著作有《復初齋詩集》七十卷、《文集》三十五卷、《石洲詩話》八卷、《蘇詩補注》八卷、《補正經義考》十二卷、《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等。①
翁方綱是最早一批分纂官之一。《翁氏家事略記》稱：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月大學士劉公統勳等奏：“原任學士降調候補之翁方綱，留心典籍，見聞頗廣，請充補四庫全書纂修官。”奉旨依議。三月十八日入院修書。九月二十五日奉旨：“翁方綱學問尚優，且曾任學士著加恩授為翰林院編修。”十月初三到編修任，移居爛麵胡同。
四十二年丁酉，時方綱承修《四庫全書》，又承修《明紀綱目》，又承修《音韻述微》，又承修《續通志》，又兼武英殿繕寫處覆校，是冬辭武英殿分校，覆校事，仍在《四庫全書》館專辦金石、篆隸、音韻諸書。……四十三年戊戌，《四庫全書》五年期滿，分等議敘，方綱列上等，奉旨加一級。五月，充殿試彌封官。②
可見翁氏撰寫此稿，開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終止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據翁氏自稱：
自癸巳春入院修書……每日清晨入院，時于翰林院署開《四庫全書》[館]，以內府所藏書發出到院，及各省所進民間藏書
① 沈津：《翁方綱年譜》第529—539頁。
② 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本。前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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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院中舊貯《永樂大典》內有摘抄成卷匯編成部之書，合三處書籍分員校勘。院設大官廚供給桌飯，午後歸寓。以是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處，在寶善亭與同修程魚門晉芳、姚姬傳鼐、任幼植大椿諸人對案詳舉所知，各開應考證之書目，攜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皆踊躍編徵善本足資考訂者悉聚于五柳居、真按：疑為遍之訛！ 文粹堂諸坊舍。每日檢有應用者，輒載滿車以歸。家中請陸鎮堂司其事。真按：司馬朝軍斷句之誤-家中疑屬上讀 凡有裨考核者，價不甚昂即留買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寫其需查數條，或暫借留數日，或又雇人抄寫，以是日有所得。①
翁方綱致程晉芳手札云：“與程吏部。所以必五人集于一几辦之者，蓋此事需公研討，又須各種書目，應取備檢閱之件，粗以供攈摭，而後此目可就。然即以吾輩五人者所蓄前史諸志，并前賢讀書諸記，未必能一家兼有之，假如兄處有可查之書十許種，而次日集弟齋，弟所蓄只一二種，則兄必將所省之十許種者皆攜來乎，抑系由不知彼三君之所攜，不有複乎？且焉知有五人者，此時所蓄之件，合之即皆足乎？假若明日到館商之為一百又過，則萬一後日集兄處，而人皆恃兄處之各種皆全，竟不攜來，未可知也。攜而複又未可知也。複而仍不足，又未可知也。細紬此事，如庀室材，竹頭木屑，皆須預計，莫若于明日即寫一知單，列五人者之名，而各疏所必攜之書目等，毋使復出，其有不足而實想不出者，則亦已矣。其不足而五人稍能憶及者，即乘明日午後于廠肆索之。即如兄處之《菉竹堂書目》現在弟處，一友寫之，弟即已遣人追來也。如必需某人集其跋，或向其友借之，亦即于某人名下寫出，則頭緒不紊，事易集。四月九日。”此信當寫於開館之初。程吏部即程晉芳，信中所謂五人者，除翁、程外，還有姚鼐、任大椿和陸錫熊。翁方綱在館中所撰提要稿達千種以上，姚鼐在館時間不長，也有近百種，程晉芳、任大椿和陸錫熊在館較久，所撰提要稿當亦可觀。②
① 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②《中國圖書文史論集》，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學校有正中本，此本應是翻印者. 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年，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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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珍藏在國家圖書館的《覃溪雜稿》，為翁方綱手稿，這是翁氏為撰寫提要而做的資料準備工作。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據沈津介紹，此書中關於四庫之事，一為訪書擬目，卷端原題“擬四庫全書草目”，目錄為別人所擬，翁氏改成“訪書擬目”，錄中朱筆、墨筆刪改、補充甚多。其中史部分二部分，一為金石類、目錄類、譜系類、傳記類、律令類，計二十九頁；一為傳記類、史評類、譜系類、金石類，計二十二頁。此第二部分皆翁氏手擬，包括書名、卷數，部分寫有作者。另為翁氏所擬從御書房、南書房、懋勤殿、養心殿、天祿琳琅以及古董房、瀛台、畫舫齋、圓明園、景陽宮、五所前庫、摛藻堂等處提書之目錄。①
翁方綱為“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同時，他也是纂修永樂大典本的有功之臣。《復初齋詩集》卷十六有《永樂大典餘紙歌并序》：“乾隆癸巳春，詔開四庫全書館，命翰林諸臣取院中所貯嘉靖重錄《永樂大典》分種編輯，每卷尾有餘紙，以賜諸臣。臣謹裝冊賦詩紀焉。澄心堂紙歐陽詩，此紙年數倍過之。況聞鬱岡比韻海，不徒博物賜陟釐。……院齋去春宿旬月，篇目二萬重尋思。借編崇文祕書錄，因想解縉、劉季篪。歷城周髯要我詠，六十卷第抄已疲。莫生界畫索小字，燈前絮語又及朞……”解縉、劉季篪均為《永樂大典》總纂官。“借編崇文祕書錄”，此句似確指編輯大典本《崇文總目》。“歷城周髯”指周永年，真按：周永年 真按：周永年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附記有周永年索詩之事。翁氏又云：“五月二日，取原心亭紀、勵諸公校《永樂大典》冊子三本，即于寶善亭校訖，交魚門手。又取原心亭京中各家所進遺書冊二本，于初三日亦交館。”②按：“紀、勵諸公”指紀昀、真按：勵守謙 勵守謙諸人，勵守謙為“校勘《永樂大典》本纂修官兼分校官”，校勘大典本是其本職；紀昀亦參與校勘大典本，這是值得珍視的文獻材料。另外，筆者從《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發現，所纂提要有五種原為大典本，即《職官分紀》
① 《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年，第156頁。
② 《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年，第157—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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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官舊儀》、《崇文總目》、《月令解》和《續資治通鑑長編》。①
翁方綱在乾嘉諸老中別樹一幟，精心積學，喜言考訂，以衷于義理為歸，一字一句，必求根據，兼綜漢宋，不為漢、宋門戶之見。嘗為《考訂論》三篇，其大要曰：
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不嗜博、嗜瑣而專力于考訂，始可以言考訂。考訂者，對空談義理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為考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于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啟也。如近日惠棟之于《易》，極意博綜，而妄取他本以解經字，甚至以《繫辭傳》“天一地二”以下為後人所增，以“富有日新”諸語為後人所訓，以《說卦傳》“乾健也”為後人所益。又如近日閻若璩之于《書》，苛求古文，毛舉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為非經所有。凡此謬說，皆起于偶有所見，而究其自新自炫，遂反唇而不顧其安，皆嗜博、嗜異而不惟義理之求是也。學者束髮受書，則誦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迨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力，于是以考訂為易于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既乃漸鶩漸遠而不知所歸，其與游子日事漂蕩，而不顧父母妻子者何異？考訂本極正之通途，而無如由之者之自敗也，則不衷于義理之弊而已矣。然則考訂之學，轉不及空談義理者歟？曰：考訂之學，豈惟勝之，正賴有考訂之學，然後義理為尤長。近日秀水朱氏《經義考》，其有資于考證，人所知也，然吾最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于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異同沿革乎？宋以後言義理，則益加密矣，顧有恃義理之益明，而轉薄視漢、唐注疏者，忽視《爾雅》、《說文》者，
① 《漢官舊儀》的纂修官為陳昌圖，而其提要則出自翁方綱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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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以意測義而斷定訓詁形聲者，有無所憑借而直言某與某古通用者，此皆空談義理，不知考訂者誤之，乃激而成嗜博、嗜異之侈為罔說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誤，則開妄改之弊；言錯簡，則開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則錯簡之疑，始于鄭康成之注《玉藻》，其段段言脫爛者，原自有所以處之，非私見也，而極其弊，至于宋儒之改《康誥》首段以為《洛誥》之文，則誤甚矣！至于正誤，以某字當為某字，則鄭氏之失為多，後人豈得尤而效之？語其大者，則衷之于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于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于所據之原處，三者備，而考訂之法盡是矣。真按：翁方綱的考證學 然而文勢亦必有根柢于道也，所據群籍，亦必師諸近聖也，故曰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
……吾固謂考訂在于審其來處也，如考史，則所考之事，必以所據之書為斷。其所考之書出于正史歟？出于別史、雜史歟？即同出于正史，而正史所據，必有其足信之實，有前後數代之失以證之，有前後諸紀傳之歲月以證之，有旁推諸紀載以證之。考諸子集亦然。既有其所據之書，則其記載之先後，互校之虛實，此其中即有義理之所徵者，即有文勢之所區別者，故凡考子史諸集者，皆與治經之功一也。天下古今，未有文字不衷于義理者也，豈惟諸子、諸史、諸集哉？即稗官說類之流，皆可以此概之，豈惟稗說哉？……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古，致以為考訂者之累矣。
……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考金石，則仍吾前所云考史之例，若考法帖，則專以書法為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于道，然未有言藝而轉捨藝以為言者，故凡考法帖，而博極參證于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于言藝，而必假考訂經史以為名者，此自欺之事也。……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有史誤而備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考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為太和……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藝之與道通也，嫌其僅言鑑賞，似游客之所為，真按：翁方綱的碑帖學 故于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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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先求其與史合否，然又往往申石刻以抑史傳，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為大言以欺人而已矣。……劃道與藝而二之，吾不敢也。有訓詁之考訂，有辨難之考訂，有校讎之考訂，有賞鑑之考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人之有考訂也。古之為傳注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考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考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尚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據之音訓何自，必亦詳說之矣。豈惟鄭氏之于諸經，古之人有先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于後人之考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古之勤自漢儒始，漢儒所自為訓義者，又不盡傳于後，于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為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一語為證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間見引述，賴得假途問津者。……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為考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即一考訂之事，未有不本子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也。……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間隔以有明之不知考訂。明人之不知考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童而習焉，則由八比時文入也。然而上下千古言考訂之學者，未有盛于國朝者也。宋人之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為高，乃歐陽氏之于考訂，尚有待焉者，則通經學古之事，必于考訂先之。國朝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固未有過于今日者也。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別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劃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欽定諸經傳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即以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日患其儉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鶩廣嗜異之漸，是則此時之考訂，視前人倍易為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所逸獲，則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何不可隨所近之路以適于大道乎？
……無錫顧氏之于《春秋》，元和惠氏之于諸經，婺源江氏之于三禮，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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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休寧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皆略知其人，而未與之友也。真按：翁方綱之交友資料 就吾所與辨析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弨、嘉定錢大昕、大昭也。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墉之于金石碑板，真按：劉墉 及錢侍郎載之于詩文，真按：錢載 皆不善于考訂，而不敢公然斥考訂為非，惟一蔣君（士銓） 出言之，違失竟若此！……凡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考訂而後成家乎？要在平心而勿涉矜氣，則考訂與不考訂，皆無弊矣。凡考訂之學，蓋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考訂之，說有互難而後考訂之，義有隱僻而後考訂之，途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若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闡之原，或猝無可檢之來處，則虛以俟之可矣。事之兩歧，說之互勘，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定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為經也。……若其立意以考訂見長者，則先自設心以逆之，而後言考訂乎？若其于事之兩歧、說之互出、義之險賾，苟間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為考訂也，必偏執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考訂為哉！考訂者，懲棼絲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棼絲者也。是故考訂之學，可以平吾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于學道之津，故曰考訂之學，以義理為主。
……蓋嘗反复推究上下古今考訂家之所以然，具于此三言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于是矣。大抵考訂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也，亦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間可入也，而未暇于此事之旁見于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并勘之，以為兩端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略，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後此又于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于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于不肯闕疑，不甘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考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比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己，而好勝之害中也。未考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于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為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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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欲闕疑也。經史之事，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若考訂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強質之，則竟筆諸著述，傳諸藝林，甚且有奉為定解者，直有以為利而不知其害者，此其為弊，中于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為，不更下一等乎？不意考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可笑至于如此，則強不知以為知之為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也。
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也，其稍有可通之處，則慎言而已矣。……治經史者，惟慎可以補闕。有慎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而已矣。至于并欲慎言而無從者，則仍歸于闕疑而已。然而慎言亦豈易哉？有出入採取之慎，有比較絜度之慎，有落筆字句之慎，有出入詞氣之慎。夫非為畏物議而慎，為友朋箴規而慎也。學者立言，本宜敬以出之，遠鄙倍而擇尤雅，或者其庶幾乎？考訂者，考據考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考定，則聖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近見戴震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且如宮室之制，必據《大戴記》。盧注謂明堂即路寢。夫盧注所謂路寢與明堂同者，未知是言其中某制某義之相同也，而謂路寢即明堂，可乎？如井田之制，近日沈彤得漢尺，即準之以定有周之世分田制祿之法，可乎？如祭祀之制，鄭康成氏謂禘是祭天，實是誤會祭法，而近日為鄭學者必傅會其說，謂禘非宗廟之祭，可乎？……況居今日而斷定古之典制名物，非妄則鑿也。妄則啟僭以誣世也，鑿則嗜異以自欺也。凡學問之事，苟非大有害于世教者，慎勿剖斷之也。且勿論不當纂禮，凡典制名物，吾未目見，必不可斷定之已，且即以纂言之法，雖一字義，苟非有前人成說，亦不可以斷定。①
在闡述“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這一基本觀點的同時，翁方綱主張多聞、闕疑、慎言，反對嗜博、嗜瑣、嗜異、矜己。值得玩味的是，此文對《總目》劃分漢學、宋學的觀點頗不滿意，
① 徐世昌：《翁方綱傳》，轉引自沈津《翁方綱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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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別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劃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文中對惠棟、閻若璩、戴震、段玉裁等考據大師多有微詞，一一鳴鼓而攻之，尤其對戴震所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的學術路數大不以為然。①翁方綱在考據學方面有相當深厚的修養，尤長于金石之學，他對考據之利弊洞若觀火，談言微中，殊為有見。但其正統觀念也根深蒂固，他將朱子之學奉為正學，“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云云，仍然是衷于程朱之義理，這一點在《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下稱《翁稿》）中有充分的流露。
翁方綱在詩歌理論方面也頗有建樹，倡“肌理說”，其內涵包括“義理”和“文理”兩個方面，前者側重內容，後者側重形式。他認為：“士生今日經學昌明之際，皆知以通經學古為本務，而考訂訓詁與詞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②“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③其為學主張與《總目》合拍，但其為詩主張並未在《總目》中留下蛛絲馬跡。
翁方綱在治學方法上也比較守舊，嚴守經學考據之法，明確反對以子證經、經史會通，他說：
蓋詁理義，而雜采諸書以證其同異，可也；敘年代，而雜采諸書以實其先後，不可也。宏之為是書，必不能置身于三代之文。布帛綾谷之不辨，真按：吳格本作縠，於義為是.此蓋誤作穀，又誤轉作谷故也！可見司馬氏於此懵不解義也.-布帛綾縠之不辨 而製之為衣，其何異于天吳紫鳳之坼移舊繡者耶？此以證事，固大不可矣，若以明道，則尤有大不可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是以道性善必稱堯舜。退而上之，孔曾之傳，舉一貫則必稱忠恕。聖賢之言各有統攝，未有可以倏舉此書，後舉他書，接笏合縫，而曰我將以明道者也
① 時秀水錢載斥休寧戴震為破碎大道，以此相詆。方綱與歙縣程晉芳言，謂訓詁名物，豈可目為破碎？考訂訓詁，然後能講義理也。錢戴之爭，究以戴說為正，然戴謂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卻不盡然（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第1853頁）。真按：司馬朝軍多引間接材料
② 《蛾術集序》。
③ 《言志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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