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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以取信於天下矣」（９９）。馬世俊生史不詳，由行文看，也必是在清初，到魏源選輯此等文字時，已歷經一八○年以上，這問題顯然依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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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不利於經世者

　　　 經世之學以『實用』為價值標準，以『當世之務』為關懷的焦點，因此對乾嘉考證學及宋代道學家的性命之學的批評，甚至視為不利於經世者，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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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敬（1757－1817）

<三代因革論四>批評漢學謂：『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

而疏于察凡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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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篤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之大哉』（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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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考證學在思想史上與宋代道學是對峙的。相對於宋學，考證學又稱漢學，所以批評漢學，即無異批評考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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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敬的批評還比較溫和，張海珊（1782

一1821)的〈記收書目錄後〉就很嚴厲、刻薄：『自時厥後，談經訓者，遂分漢宋門戶，蓋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矣。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拾前人之唾餘，謬述為家法，

及進詢以本經之大義，則瞢然莫知也』（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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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1－1815）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也批評考證學者『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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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禧（1775－1816）

〈與陳扶雅書〉指責近世雅重漢學以妄論真漢學者，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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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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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棟（1697－1758）、戴震（1724－1777）為漢學巨擘，魏源《經世交編》完全摒棄了他們的文字，這一點最足以說明與漢學對抗的心態以及經世之學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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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據之外，也批評性命之學。唐甄（1630－1704）〈性功〉

已指出『但明己性，無救於世』（１０４）。他在另一篇〈取善〉中則謂

「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謹之以言行，約之以篤實，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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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遷鶴（1639－1714）的〈儲功篇下〉的言論較具代表性：「性命之學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則兩途。

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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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徒求空虛之理，而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經濟之不行，所為性命者，但等諸枯禪無用』（１０６）。陳氏並未否定性命之學，『枯禪』之說，可見他批評的對象是王學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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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晉芳（1718－1784）<正學論一>：「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１０７）。明是針對王學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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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批評，與陳遷鶴同時的顏習齋（1635一1704）應是最具代表性的，不知何故魏源也沒有選錄他任何一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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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六項之外，有一點必須補充，即有關變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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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亭林於<法制>一文，雖非討論變法問題，但對『拘於舊章，

不能更革』的現象，已有不滿之意。在〈雜論史事〉中更有「相因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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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不能回』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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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經世文編》中對恢復三代的井田與封建，普通表示懷疑，對『當世之務』的種種積弊，

究如何變革，已是中心議題。其中尤以張履祥（161l一1694）的<備忘錄論治>最為突出，他主張『田制必當變』、『學校必當變』、『科舉必當變』、『銓法必當變』、『官制必當變』、

『資格必當變』、『軍政必當變』、『賦法必當變』、『衙役必當變』（１０８）。張氏之言是以明、清之際敢朝換代為其歷史背景，他對行政體制必須全面改革的主張，必曾激動十九世紀經世學者如魏源者的心弦，也更能傳達他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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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初期的經世思想，如與宋明心性之學及清代考證學相此，宋明心性之學堅守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立場，所以尊理而抑勢；清代考證學以『復古』為『求真』的手段（１０９），所以尊古而抑今；十九世紀初期的經世思想，和他們都不同，它反對泥古，

主張重勢重今，強調隨時隨事變通。所以十七世紀以來的經世思想，可以說是在『變』的意識中成長，而變革的思想則為推動其發展的一個主要的動力。雖然這些變革的思想，並未脫出『基於傳統的解答』的方式，但已為『巨變』到來之前，提供了本土學術思想一個重要的『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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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經世文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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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周予同選註《漢學師承記》序言，……華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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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朝經世文編》於一八二六年刊行，據俞樾說：『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經世濟民）者，無不奉此書為榘矱，幾於家有其書』（１１０）。陳邦瑞也說：「《經世文編》，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編，更覺洛陽紙貴矣』（１１１）。可見此書不但受到經世人物的重視，且流傳極廣。更具體點看，此書的影響，至少有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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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同類書籍的影響

　　　 魏源《經世文編》間世後，到一九一三年為止，以『經世』

為名同類的文編有十八種（１１２），雖不以『經世』為名而性質相同者也有多種（１１３）。在時代的分佈上，以『經世』為名而刊行於十九世紀之內者有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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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見葛士濬：《皇（清）朝經世文續編》，俞樾序。

（１１１）見何良棟：《皇（清）朝經世文四編》，陳邦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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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1)張鵬飛：《皇朝經世文編補》，一八四九年刊行。(2)饒玉成：

《皇朝經世文續編》，一八八一年。(3)管窺居士：《皇朝經世文續編》，一八八八年。(4)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一八八八年。(5)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一八九七年。(6)陳忠倚：

《皇朝經世文三編》，一八九七年。(7)求是齋主人：《時務經世分類文編》，一八九七年。(8)甘韓：《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洋務續編》，一八九七年。(9)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八九八年。(10)潤甫（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一九○一年，

(11)闕名：《皇朝經世文統編》（增輯經世文統編），一九○一年。(12)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一九○二年。(13)何良棟：

《皇朝經世文四編》，一九○二年。(14)求是齋：《皇朝經世文五編》，一九○二年。(15)闕鑄：《皇朝經世文五編》，一九○二年。(16)儲桂山：《皇朝經世文續新編》，一九○二年。(17)甘韓、

楊鳳藻：《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一九○二年。(18)上海經世文社：《民國經世文編》，一九一三年。以上參考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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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如《時務叢鈔》、《邊事叢錄》、《洋務叢鈔》，《經濟統編》、

《策論匯海》，《治平十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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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十年代一種，上距魏源《經世文編》二十三年，八十年三種，九十年代五種。自康有為（1858－1927)

於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書請變法後，維新變法之議，逐漸成為輿論的焦點，經世之文大增，單在戊戌變法的前一年（一八九七）

之中，就刊行了四種，其餘在一九○一～○二年間又增八種，最後《民國經世文編》刊於一九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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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的經世文編，體例上雖多以魏源《經世文編》為典範，

甚至有四種連一二○卷數都與魏氏相同。不過到了光緒年間，經世之文出現新課題，已非原有名目所能容納，所以葛士濬與盛康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已增『洋務』之部；陳忠倚的《皇朝經世文三編》則明言魏氏《經世文編》中儒行、宗法、禮論、婚禮、喪禮、服制、祭禮等項，對富強之術毫無裨益，故多予刪除。另增測算、格致、化學，礦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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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麥仲華的《皇朝經世文新編》，不但打破了依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為分別門類的體例，內容除宣揚康、梁維新變法，更收錄外人著作，介紹泰西史地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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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經世文編，總地來看，最先注意到這批史料的日本人百瀨弘，他認為這些文編起先則主張繼承傳統逐步修改，後則力倡維新變法追求富強，反映出清末中國讀書人政治思想的變遷（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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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當世之務的影響

　　　 重視當世之務乃經世之學的主要特色，魏氏《經世文編》在這方面究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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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以上參考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見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頁八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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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孟森（1868一1938）說：『至道光時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鹽，曰河，曰漕，議論蜂起，當時亦竟有彙而刻之以傳世者，賀長齡之《經世文編》

是也。......鹽、漕、河三事，能文績學之士皆有論述，而當事之臣采用之，朝廷聽納之，頗有改革（１１５）』。可知在當時，至少在鹽、漕、河三方面曾產生過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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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魏秀梅的研究。當時封疆大吏陶澍（1779一1839），在這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皇朝經世文編》敘文裏說的『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當陶澍在江南的時代，已從原則變成事實。也由於他有事功示範，終使《皇朝經世文編》所揭櫫的精神與原則，

成為一時的風氣，強化了它的影響（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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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劉廣京也認為賀長齡、魏源等人求效驗的思想，對咸，同兩朝平內亂兼圖自強的政策，至少就湖南人如左宗棠等人而言是有影響的（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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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孟森：《明清史講義》，頁六一四，七十一年（一九八二），里仁書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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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魏秀梅：《陶澍在江南》，劉廣京序文，頁三，七十四年（一九八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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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劉廣京序，頁八，七十三年（一九八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