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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十九世紀初期的經世思想

　　　 十九世紀初期的思想，除了幾位重要的思想人物，如包世臣、龔定庵、魏源等之外，通常只注意到從十八世紀中期開始復興，到十九世紀發生重大影響的公羊學派，而對頗能代表這一時期思想新動向，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公羊學派的經世思想，卻一向遭到治思想史的學者們所忽略，這個缺憾近年來學界才有人開始補救，並迅即形成一股研究的新風氣（１）。基本上，這一時期的經世思想，對當時所面臨的問題，仍只能做出基於傳統的解答，還談不上有多少新的開拓，但中英鴉片戰爭後，觀念上的反應，有一部分是從這個基礎上出發的。假如文化與文化之間交會時，必然會產生文化基線的問題，那末經世思想就是近代中國受到西方文化衝擊時，了解中國文化基線的一個重要依據（２）。雖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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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這方面的研究概況，可參閱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期，頁八三～九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七十五年（一九八六）九月。

（２）在經世思想之外，企圖由中國社會文化的若干特徵，建立近代中國文化基線的，有殷海光：《中國文化展望》第四章：〈近代中國文化的基線〉，這些社會文化的特徵包括「家」、「中國社會的基型：通體社會」、「社會的層級：以父對子的關係為原基」、

「我族中心主義」、「隔離和心性凝滯」、「合模要求」、「長老至上」、「地位與聲威要求」、「兩性分別森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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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並不能包括中國在西方的重重壓力下，不斷作著如此而不如彼的反應的全部原因，但它當我們想了解這方面的問題時，的確提供了一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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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經世涵義的討論

　　講經世思想，首先想到的就是經世的涵義問題，它的內涵是什麼？外延有多大？它能不能下定義？為甚麼不用古典的「外王」觀念？當經世意願最強烈的先秦諸子時代，為何這個觀念並不流行，而僅有《莊子‧齊物論》提到（３）？

　　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由於經世思想的研究，目前還在起步階段，簡介一下各家的討論或有必要，通過這些討論，雖未必能獲得學界共許的結論，至少可以使我們從觀念層次上，先把握它的若干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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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為止，對經世觀念有下列不同角度的討論：

　　　 （一）從宋明儒學的架構裏去瞭解根據這方面的瞭解，張灝認為「經世』絕不是一個單純的觀念，它至少有三層意義：(1)

是指儒家入世的『價值取向』。(2)牽涉到儒家政治與社會思想的各種基本問題，相當於宋明儒所謂的『治體』或『治道』。(3)相當於宋明儒學所謂的『治法』，而『治法』絕非西方學者所瞭解的『官僚制度的治術』（bureaucratic statecraft）所能涵蓋，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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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章炳麟《國故論衡》中卷〈原經〉認為《莊子‧齊物論》所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的「經世猶紀年」，若然，則其義與後世通行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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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清『經世之學』所彰顯的意思。這是張氏經過仔細的探討，

所得到的結論，他並提醒我們：『這種探討和瞭解可以使我們看到僅從義理之學的角度所不能看到的一些儒家思想面貌』（４）。這也正是研究經世思想的主要義旨所在。

（二）經世元本儒學正宗道術　王爾敏討論經世詞旨，曾探本溯源，追至儒家流派最早職司，目的在上溯儒者為政淵源，用以確定經世元本為儒學正宗道術，後世詞義雖多變化，而基本成分未嘗消失。王氏並就傳統的經世思想與今日的政治思想加以分辨，他說：『蓋儒者經世之念基於其本有志節使命，而政治思想則為一種主張見解與政學理論之認識。一為主觀立場，奉為身心性命之學，一為客觀立場，視為一種傳習學科之實現』。就古代儒家而言，這個分辨是有根據的，但就十九世紀的經世涵義而言，自不限於主觀立場，所以王氏在同一文中也說：『自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賀長齡（1785－1848）、魏源編輯《經世文編》

以來，士大夫景從踵行，以為當世政學要典』（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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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世觀念的流變　 真按：觀念史 真按：經世義界的演變 真按：經世的義界 一九八二年余英時為我主編的《中國哲學辭典大全》寫清代部分，其中有「經世致用」一條，他採取觀念史的方式，將「經世」觀念予以系統的敘述，對古代僅提及孔子、莊子，從北宋起，尤其是明末至清中葉，其中相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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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以上各點均見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九，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四月，臺北。

（５）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以上引文，分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期，頁二七、三一、三五、三四，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六月，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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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有扼要的陳述，直接有助於經世觀念本身了解的，可提出三點：（1）余氏認為《明儒學案》中記高攀龍（1562－1626）所說「紀綱世界」一語便是「經世」兩字的確估。（2）和「道問學」一樣，　「經世致用」也是清初儒學上承明代而來的一個普遍動向。

所不同者，「道問學」主要出於儒學發展的內在要求，而「經世致用」則是儒學因受外在的刺激而起。（3）「經世致用」既是明清之際儒學的一般傾向，因此我們不能把主張「經世」的學者看成一個學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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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由經世的目標和史料根據的討論面對繁複的經世之學，劉子健建議似可從兩方面去看：目標和根據。(1)目標可以大別為三類：1)道德。2)制度。3)專項事功。 (2)根據也有三大類別：1)經書。2)心性哲理。3)歷史。如把這兩種尺度交織分配，則每一類目標下，都有三大類別的史料做根據。劉氏的討論，

主要是為研究經世之學者，提供一種可能的分類法。從這個分類法，也可以看出經世的內涵有多麼複雜。因此劉氏認為『繁複的經世之學，很難有簡要的定義』（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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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就《皇朝經世文編》討論經世的涵義劉廣京根據《經世文編》前十四卷抽繹而得之理論，認為十九世紀初葉魏源等所謂「經世之學』，雖牽涉頗廣，而實有下列三個原則，決定其範圍：(1)『經世之學』或『經世思想』必須以能『致用』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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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見韋政通主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頁六九四～五，七十二年（一九八三），水牛出版社，臺北。

（７）見劉子健：〈經世─關於英譯名詞和史料分類的討論〉，此文乃七十五年（一九八六）三月清華大學「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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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政府施政為立場，特別重視君主與朝廷，但亦不輕視各省及州、縣地方行政。一切『經世』活動均以一個政府為權威之源泉，故在政府之外『濟民』、　『正俗』之活動及有關之學問皆似不屬於『經世之學』。(3）專取以民為本的經世觀，所以『《經世文編》之經世之學並非中國所有學派治世之學，而是儒家以民為本而又講求施政功效的經世之學』。以上三個原則性的範圍乃廣義的經世之學。十四卷之後，其餘一○六卷，按吏、戶、禮、

兵、刑、工六部分類，包括行政制度、財政、教育、科舉、禮制、軍事、刑法、工程等方面之具體經驗與改良方策，可稱狹義之經世之學。《經世文編》若以篇幅比重而言，編者心日中的經世之學，似以狹義之內容為主體（８）。

　　根據以上五人斷言，對經世的涵義，大抵能獲得以下幾點的了解：

　　第一、經世之義原本古代儒家的道術，故以民為本，以致用為目的，價值取向是入世的。

　　第二、經世牽涉到政治、社會思想的各種基本問題，它的史料根據極其複雜，因此，經世無法當作一單純觀念來了解，也不是一個學派，所以很難有簡要的定義。

　　第三，經世也包涵實現儒家政治原則的制度和規章，即所謂『紀綱世界』，而一切經世作為，君主與朝廷扮演支配性的權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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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

引文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頁八四～五，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六月，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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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經世思想與現代學科中的政治思想，其基本立場不同。

　　　 第五、經世思想多半在政治社會遭遇危機或外在刺激下而興起。

　　　 第六、以上各點大體是偏向於經世的原則性的討論，剋就十九世紀初葉魏源主編的《經世文編》而言，除了原則性的討論之外，更多的篇幅是在『討論技術性的經驗和具體建議，以及各類行政之具體概念』（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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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六點可以回答一開始所提的經世的內涵是甚麼，它能不能下定義兩個問題。關於經世的外延有多大？如借用張灝的『經世』與『修身』兩個基本觀念，可以說凡是以修身為目的的一套理論，如心性之學與性什命的形上學，應該都不屬於經世，也就是經世觀念的外延極限，但事實上在中國傳統裏，很少有如此明確的區分意識，如《皇朝經世文編》，『儒行』仍是其中一個重要節目，『法語』一卷仍談士人相應於經世的修身問題。不過，這方面的理論，在《文編》中畢竟只佔一個微末的地位。至於為何不用『外王』觀念，簡單的說，在古代儒家，外王乃內聖的延長，外王事功必須以內聖為基礎。而經傳統的發展，已逐漸跳出這個觀念的格局，到十九世紀初期，經世已形成一相當獨立的意識，因此已是一門獨立的學問。這個瞭也可以附帶解答，當經世意願最強烈的先秦諸子時代，為何這個觀念並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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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經世思想興起的內因與外緣

　　　 一般都知道，經世思想活躍的時代，多因社會政治等方面發生危機，明末清初是顯著的例子，十九世紀初期也是如此。不過後者除外在刺激之外，就當時學術演變的情況來看，還有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內外兼觀，方足以了解這時期何以經世意識開始全面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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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穆說：『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1764－1849）、焦里堂（1763－1820）、

凌次仲（1755－1809）皆途窮將鑾之候也』（１０）。所謂『途窮』，

一方面是因作為清代學術主流的考證之學，原由講釋經典始，而今已淪落為『搜斷碑，刺佚書，辨訓詁，考異文』，自『為稍有才氣者所不耐』（１１）。另一方面，是因考證之學經一百多年的發展，已演變到『精華既竭，後起者無復自樹立之餘地』（１２），也自然會引起別闢新徑的念頭。此外，稍有才識之士，既面臨衰運，

當政治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之際，他們會發現考證之學所能提供的思考架構，根本無力應付當前複雜的問題。於是正宗漢學家所能為者，是為清代考證之學作一總結，如阮伯元彙刻《皇清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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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頁二，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臺灣商務臺一版。

（１１）見陸寶千：《清代思想史》，頁三一四，六十七年（一九七八），

廣文書局，臺北。

（１２）見梁啟超：《近代中國學術論叢》，頁三六，一九七三年，崇文書店，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