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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讀日知錄〉言由秦、漢至明。能「坐而言起而行者，殆無幾人，惟亭林及黃梨洲，于書無所不通，又能得古聖賢之用心，於修己治人之術，獨深其要，其所論述，實有可見諸行事者」（７７）。羅有高（1734～1779）〈答楊邁公〉也說：「其《日知錄》所言類純實不泛雜，有裨於治』（７８）。見諸行事，有益於治云云，百年前本只一家私言，而今已是學界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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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世在社會方面的重點

　　　 經世在社會方面的重點，是在正人心，美風俗，因此而反對嚴刑峻法的法制，這方面完全是承繼儒家德治主義的傳統。十七世紀以來，此論亦啟之於亭林，《文編》『治體』卷八共選文八篇，亭林佔七篇，其中<歷代風俗>、〈清議名教〉、<獎廉恥>、

<尚重厚>、<崇儉約>五篇皆與人心風俗息息相關。『治體』卷十一亭林另有〈法制〉一篇，認為法制禁令，亦不過是正人心、

厚風俗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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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亭林影響下，管同（1780～l831）的〈擬言風俗書〉認為「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設有人以為此說迂腐，難奏速效，管氏答道：「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用其實』又如何？風俗之敝，莫不由於好諛而嗜利，欲救此敝，應先認清「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所以「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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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７９）。風俗固然影響人心，而人心又為風俗之本，故欲厚風俗，必先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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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治體』卷十四又選了蕭震的〈請正人心疏〉，此篇痛陳順治朝以不肖為賢，以賢為不肖，是非顛倒，毀譽不可勝言的人心敗壞現象。宋臣岳飛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平』。而『今武臣不特惜死，而又愛錢』，『種種悖逆，皆相率成風』。蕭氏針對上述現象，主張『敦教化』與『敕法紀』雙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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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有人肯下決心去挽回，『倘內外臣工，能共洗偏私之肺腸，一遵蕩平之王道，則人心正而風俗淳，治安之象可立見也』（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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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經世在人主方面的重點

　　　 (1)治民的原則：在儒家內部有王霸之辨，在儒家與法家之間有德治與法治之爭，此皆有關乎治民原則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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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絀霸始於孟子，荀子的看法已有不同，在荀子，王與霸僅是程度上的不同，並無本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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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經解》已有王霸並重之說，宋代道學家仍多守孟子之說，如程顥（1032－1085）、朱熹（113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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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覯（1009－1059）則繼承荀子為霸者辯護（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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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文編》在基本立場上仍以王道為治民的最高原則，又以霸道為補充。「治體」卷七，小標題「原治上」第一篇就是俞長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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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辨〉，是篇主要論點是：『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與朱熹和陳同甫（1143一l194）爭論三代與漢、唐時的論點相似。所謂王者是以『道德仁義』為體，以『禮樂刑法』為用；所謂霸者（如漢高祖、唐太宗）乃不圖本根，『而規規於法制之末。.....其善者，不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或不免於亂亡。揆之王道，相去遠矣』。圖本棍者如何？必須從『喜、怒、

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處著手，所以『為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無事之時』（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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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啟運（1670－1744）的<管仲論>

似乎只認為所謂王道，不過是一種理想，所以說『唐虞三代之遺，必不可復矣』，『欲復唐虞三代之王道，必自管仲始』，因為管仲所承繼的乃『禹、湯、文、武之法』。也就是說，管仲所行者雖不及王道，但在其所作所為之中，亦有不背王道者（如存刑封衛，無異武王之興滅繼絕之類）。何況歷史上那些具有旋乾轉坤之力的人物，如漢之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 真按：狄仁傑 李鄴侯、陸宣公、 真按：陸贄 宋之韓魏公， 真按：韓琦 李忠定公、明之忠肅公、 真按：于謙 真按：忠前疑脫一于字！ 王文成公， 真按：王守仁 『其經世之學，皆深於〔管〕仲者也』（８３）。所以在現實歷史中想實行王道，就必須以管仲之志業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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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德治與法治之爭，主張德治者必肯定道德仁義為施政的基本原則，雖承認法令亦不可缺，但治民應以教化為先。主張法治者以為仁義教化皆出於私情，有違於法的公性，為了維護法的公性，雖嚴刑峻法，亦所不惜。在這方面，《經世文編》編者大抵傾向儒家重視教化的立場，而反對嚴刑峻法。如「治體」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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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仕琇（1715－1780）的〈原法〉：「意者，上與下同適于治之路也，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使不迷于路』。『意者何主也？曰：仁義忠信是也』。所以他主張：『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８４），朝廷制定法令，如只是為了威嚴與懲罰，斷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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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袁枚（1716－桂芳1797）<書崔寔政論後>也主張『御眾以寬。曰：寬則得眾，曰：寬而有制，末聞以嚴教者』（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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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用重典之說，見於《周禮》，桂芳〈御製盡心竭力仰報天恩論恭跋〉明言其說「非古聖人之法」，根據孔子之教誨是「不教而殺謂之虐」，孔子生於禍變已極的亂世，而言如此，足見「重典之無時而可用」（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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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養民富民：採取何種治民的原則，屬於立國精神的問題，

在王道、德治的精神原則指導下，治民最實際的工作，即如何養民？如何富民？這是人主的重要職責，關于國家的治亂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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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養民，《經世文編》「治體」卷十一選了錢維城（1720－1772）

的〈養民論〉，他提出的『養民之法』，在『務本而節用』，所謂『務本』，是指工作要勤，所謂『節用』，是指生活要儉。這本是從古以來相傳之說，錢氏並不能滿足於這種說法，他指出南方之民，男耕女織，遠較北方之民為勤儉，可是『衣食不完，與北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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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事實，他發現「後世之患，不徒在於不勤不儉』，而在於「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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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使『不耕不織者有權』，「農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隸，豪商大賈，挾其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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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賤賣貴，子母相權，歲入數萬金』，自然會導之『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８７）』的不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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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氏的發現，已關係到農商之間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務本節用的古訓所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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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富民，趙青藜〈進呈經義〉重提儒家『藏富於民』的理想（８８）；袁枚〈書王荊公文集後〉有『但求足民，不求足國』之說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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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個觀念有較多發揮的，是唐甄（1630一1707）的<富民>

一文，他說：『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

聖人以百姓為子孫，以四海為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甯。反其道者，輸於倖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癰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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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也深知藏富於民僅是一理想，但治國者應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若不此之圖，反而反其道而行，其禍變誠不可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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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亭林不談藏富於民的理想，他從現實觀點出發，肯定富民對國家的重要，因此主張政府對富民宜加愛惜，保護。他根據龔子芻的報告，知道號稱富庶的江南，一個戶口數十萬的大縣，擁有數萬金之富者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數百家，共計不過千餘家。『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為國任勞，即無事之時，宜加愛惜，況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以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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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以其餘力贈貧民，此根本之計』（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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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以推，

亭林對農商之間之矛盾，必另有一番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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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用人與育才：『治體』卷十蔡新（1710－1799）〈經筵講義五篇〉之一：『人才者，國家之元氣』（９２）。蓋朝廷縱然有治民的好理想，又有養民富民的好政策，若無堅持其理想，以及能有效執行其政策的人才，亦是枉然。《經世文編》『治體』卷十三，小標題『用人』部分，共選三十三篇，可見這個問題不論是在編者的心目中，或是在當時的經世之學中，都是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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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魏禧（1624－1680）的〈平論一〉，王友亮（1742－1797）的〈德才論〉都主張用人德重於才（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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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旦〈重臣論〉認為國君應禮敬大臣，都是恪守儒家的古義（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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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具體討論用人問題的，是儲大文（1665－1743）的〈用人〉，他引用陸贄（754－805）奏唐德宗的話『當天后時，非惟人得薦士，亦令士得自薦』，『天后以寬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作為主要論據，並以史事加以論證，其主旨不外『愛惜人才者，奚可不寬其格以收之」（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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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世儀（1611一1672）的<論用人>對相同的問題，論之較細。他說：『人才極難得也，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材』。他檢討了當時正在施行的薦舉法，認為用意雖佳，然有三弊：行之太拘；任之無法；繩之太急。結果不免『勉強塞責，而以柔滑善媚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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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應故事』。正面建議，部分與儲大文相同，

即：『寬收而嚴試，久任而超遷』。他覺得『用人之要，無以外此』（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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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要有人才，必須健全培育人才的制度，夏之蓉（1697－

1784）的<進書劄子>指出士人通經卻不能致用的現象，主必須力矯文詞之弊。太學既是國家培育英才的最高學府，他建議應仿北宋胡安定（993～1059）設『經義』、『治事』二齋舊制：『其屬之經義者，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為一科，二十－史、

通鑑綱目為一科，或專通、或兼通，分為差等，以時稽之，以月試之，以歲省之，合者留，不合者去。其屬之治事者，為田賦，

為兵法，為刑，為禮，為曆律。各令自署所長，分條考核，果德藝可觀，大司成列諸薦剡，以備擢用，其餘一切罷遣』（９７）。這個構想已兼顧文化大傳統的傳承與近代的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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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清以外族入主中原，用人還有滿漢之分的特殊問題，『治體』卷七所選各篇，曾一再反映這個問題，如馬世俊〈殿試對策〉云：『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

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９８）。此明言滿漢差別待遇之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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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方慶（1633－1683）〈殿試策〉更進－步說明差別待遇可能造成的流弊：『陛下既為天下主，即當收天下才，供天下用，一有偏重其間，臣恐漢人有所顧忌，而不敢盡忠於朝廷，滿人又有所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