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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九年寫完《中國思想史》後，我工作的主要重點，是希望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此期間的發展。

　　　 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就寫過〈現代中國儒家的挫折與復興〉

的長文，一九八二、八三、八四、八六年，又相繼發表了〈當代新儒家的心態〉、 〈兩種心態‧一個目標：新儒家與白由主義觀念衝突的檢討〉、〈三十多年來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歷程〉、

〈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一徐復觀先生的志業>等文，這些文章都是應會議的邀請與論文集編者的要求，限時逼出來的，其中討論的問題，既不夠周密，也未能深入，因此，一直想在這方面做點有計畫的研究。

　　　 七九年後，我斷斷續續閱讀中國近代史和思想史的著作，原先的想法，只不過是要為研究二十世紀，多一些背景的知識，因為思想史的範圍，雖可以做斷代的研究，但思想史裏的問題，卻可能牽連甚廣，而與歷代的傳統，有不同程度的關連。照我現在的了解，中國十九世紀思想上的回應，以及二十世紀思想上的發展，如就近代中西交會歷史的大背景來看，只能視為一個整體中的不同階段，理由是，十九世紀思想史上出現的問題，例如科技如何在中國生根、西化問題、自由問題、民生憲政問題。反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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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價值系統的重建問題，文化認同問題、儒學振興問題，無一不是二十世紀思想史上的重要課題。連共產主義在十九世紀都曾實驗過，連「日本能，為什麼中國不能』這樣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後期也曾不斷被提出來。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不了解十九世紀，就無法做二十世紀的研究，但我必須說，假如做二十世紀思想史的研究，對十九世紀思想史上的問題多些認識，是很有幫助的，因那樣不但可使我們了解二個世紀之間，觀念和思想上的連鎖性，也能顯現出在不同階段處理同類問題，有不同的方法和特色。

　　　 我從多一些背景知識的要求，到決定寫一部書，這中間經過好幾年的鄭重思考，最後促使我做下這一決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近十年來海內外學界，對研究中國近代的思想相當熱門，

研究的成果越來越多，把這些散見的成果，加以初步的綜合，似乎已到時候。如沒有眾多學者孜孜不倦的努力，為探討問題、為研究人物、所打下的基礎，我的書是寫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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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中國十九世紀的思想史，區分為三部分：（1）巨變的序幕。（2）巨變與傳統。（3）巨變與新潮。這是本書處理百年中思想演變全程高層次的概念架構。「巨變」即「三千餘年一大變局」的簡稱，它一方面說明一向懷有「天朝型世界觀」的中華大帝國，

從此被迫著推向世界舞臺，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十九世紀前期的思想，正為這一過程揭開序幕。另一方面，以『巨變』作為籠罩全局的概念，乃標示著本書於十九世紀思想史的取材、及探討問題的重點，是與新時代的脈動最相應與最相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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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世之學與《春秋》公羊學，是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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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學派中的學者，就在那考證學仍居正統地位的封閉學風中，

已感受到內在的危機和時代的氣氛在變，而開始在學術思想的領域做應變與革新的準備。經世之學提出『通今』、『實用』的思想原則，《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與『三世』模式促進了思想的解放。這兩股思想的源頭，在龔自珍和魏源的思想中形成匯流，包世臣更充分實踐了經世之學的思想原則。就傳統的學術資源而言，十九世紀初期的學者，已復活了其中最具彈性和比較開放的心靈，就在這個基礎上，才使這一時期少數開明官僚和知識分子，勇於面對當代，迎接巨變，並恢復了為國事、為生民的奮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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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變與傅統這一部分，主要是透過事件與人物，了解傳統文化在內外激變的環境中，所爆發出來的潛力，以及傳統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太平天國本為農民階層以暴力推翻舊王朝的戰爭，可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卻因西力、西教的入侵，遂使洪楊集團與曾國藩湘軍集團的對決，轉變為保衛文化認同感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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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劉蓉、倭仁、郭嵩燾，他們的基本學養皆來自儒家傳統中的理學，

曾國藩領導湘軍，在大廈將傾之際，成為擎天一柱；劉蓉則以一介書生而馳騁沙場，征戰千里，獲『賽諸葛』的英譽；郭嵩燾熱衷洋務，成為洋務運動的導師，他的洋務理論卻是擷取傅統的理念而建立。倭仁以理學名臣，卻成為朝中拒變的保守主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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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集團有所謂湘軍精神，湘軍精神的形成，除湖南人獨特的性格之外，他們那種大公無私的胸懷，急難相救的義氣，以及經世濟民的使命感，無一不是文化優良傳統的身體力行。正因為如此，他們在與洪楊集團的對決中，打出傳統文化的旗幟，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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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變與新潮這一部分，新潮在時段上雖大半與洋務或自強運動重疊，但六十年代的馮桂芬，七十年代的王韜，八十年代的鄭觀應，都先後對這個運動做了反省。更重要的是，就在他們相繼的檢討與批判中，逐漸醞釀並發展出包括西方憲政制度的維新思想新動向。這一新的動向，到了九十年代甲午戰後，嚴復有了進一步的突破，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要使維新變法的大工程，

親身加以實行。戊戌變法雖然失敗，這一波的思想變動，猶如地震的震央，它的震波貫串百年來的中國，至今仍餘波盪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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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我所以要把十九世紀思想史，區分為三部分的說明，

並非全書內容的提要，但由此簡約的說明，大抵可看出本書寫作的方式及其特色。此外，本書書名不叫《中國近代思想史》，一是因近代分期，說法不一，早年國人寫《近代中國思想史》，有從嚴復開始的，也有從康有為開始的，與本書的構想完全不同。

一般講中國近代史的上限，是斷自鴉片戰爭，由本書所展示的內容，思想史顯然不能從這裏開始。中國近代思想，並非全由西方的挑戰，而做被動的回應，它是由傳統思想內部的發展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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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原因，是屬於個人的，我的《中國思想史》終止於十八世紀的戴東原，完成《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後，還希望在有生之年，也能把《中國二十世紀思想史》寫出來，可使個人的著作，有個完整的的連貫。我不知道這個希望能否實現，因人無法與上帝訂約，但人能活在希望中總是好的。

　　　 韋政通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序

　　　 　於內湖碧湖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