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江藩（1761一1830）撰《漢學師承記》。年歲較晚的龔定庵（1792－1841）雖與漢學淵源極深，對漢學已有批判（１３）。魏源助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一八二五一二六），已將「別闢新徑的念頭」，化為具體的工作，在經世意識的主導下，《經世文編》雖也收錄了段玉裁（1735－1815）、阮伯元等正宗漢學家的文章，但並非他們最有貢獻的小學和經學考證文字。《經世文編》不僅收入痛詆乾嘉考證之學的文章，對宋儒義理之學也照樣譏評為空談心性（１４），在經世致用的價值標準下，不論是考證和義理，有時都不免被看成是無用之學。所以「經世之學」的提出，不僅是要與考證之學、義理之學有所區別，經世思想家還懷抱著開闢學問新領域的雄心， 真按：空虛不實之學——空虛無用之學 真按：經世之學之所以為「學」之商榷 真按：經世之學-經世之學之所以為「學」之商榷

　　以上略述十九世紀初期經世思想興起的內因。內因之外，更有外緣， 真按：經世思想發生的原因 真按：經世思想發生的內因 真按：經世思想發生的外緣 真按：經世思想之淵源 從經世理念、經世精神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始終迴響不絕的情形來看，外緣提供的助力似又比內因還要重要。 真按：經世思想發生的外緣

　　雖然早在十八世紀初期，中國已感受到西方的經濟侵略，但在這一時期，因從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正值英法之戰，所以經濟壓力已減輕。這時期的外在刺激主要來自國內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的危機。

　　政治危機肇端於乾隆後期（約一七七五～一七九五）和珅之獲寵擅權。和珅其人本無學行，然儀表俊秀，遇事反應敏捷，尤善體君上喜怒。得寵後在朝廷內外，結黨營私，一手遮天，稍有志節之能臣皆難獲重用。復因聚斂無度，不惜稽壓軍報，授意各路將帥，

----------------

（１３）參考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頁六二七。

（１４）同前註（８），頁七二～三。

41

虛張功級，以邀獎賞，彼則從中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得不侵剋軍餉，終於釀成川、楚教民之亂，故史家有謂：『蓋至嘉慶初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斲喪於和珅一人之手矣』

41

（１５）。乾隆帝逝世僅五日，惡貫滿盈的和珅即遭拘捕並賜死，但吏風已懷，朝綱難振，滿朝文武，依舊賄賂公行，從此國勢日衰。

　　　 社會危機難以細敘，僅將魏源編《皇清經世文編》前三十年（嘉慶元年至道光六年）間發生於全國各地的農民暴動及叛亂事件列舉如下（１６）：

　　　 (1)嘉慶元年至七年（一七九六一一八○二），湖北、四川、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分有白蓮教暴動。

　　　 (2)嘉慶八年（一八○三），東南沿海蔡牽起事。

　　　 (3)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天理教暴動於河南滑縣，陝西有箱工變亂。

　　　 (4)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河南省南陽、汝州、光山一帶發生捻亂，江西胡秉輝托明裔起義。

　　　 (5)嘉慶二○年（一八一五），四川瞻對番亂。

　　　 (6)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雲南臨安邊夷高羅衣亂，

　　　 廣州捕獲三合會黨兩千餘人。

　　　 (7)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新疆回民張格爾亂而寇邊。

41

（１５）以上關於和珅其人，參考蕭一山：《清代通史》（二），頁二一○、

二一一、二一六，五十六年（一九六七），修訂本臺二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６）以下農民暴動事件，參考：(1)蕭一山：《清代通史》（二），頁二九六。(2)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上），頁三四～五○(3)

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頁六二六。

42

　　(8)道光元年（一八二一），雲南永北廳夷亂。

　　(9)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青海野蕃蘊衣等二十三族亂，

　　四川哥洛克番亂，河南新蔡白蓮教朱麻子亂，蔓延安徽穎州，臺灣有林永春之亂。

　　(10)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山東臨清白蓮教馬建忠亂。

　　(11)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新疆回民張格爾攻陷喀什噶爾、英吉爾沙、葉爾羌、和闐，臺灣粵民黃文潤、李通亂。

42

　　　 以上列舉並不完整，單單白蓮教之亂，三十年間此伏彼起，

幾無寧日。清廷八旗兵力早已衰微，代之而起的綠營，到嘉道年間，也因貪污舞弊，生活奢侈，而腐敗不堪，因此愈平愈亂，難收實效。蕭公權分析中國十九世紀的農村，認為鄉村秩序之維繫，最主要的兩個條件是：(1)衙門可信賴，也就是今日常說的政府要有公信力。(2)較為安定的生活（１７）。十九世紀初期，至少在上列各暴動及叛亂地區，這兩個條件已完全被破壞。敏感的龔定庵曾說：「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１８）。正是大亂的前兆。　　　 傳統的衙門要具公信力，人民很少要求政府能積極地為他們做什麼，僅希望不剝削、少搜刮便心滿意足。中國農民一向保守，相信宿命，若不迫於生計，很少附和叛亂。亂事一起，朝廷軍費浩繁，

42

（１７）見蕭公權：《鄉村中國》（Ru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頁五○二，一九六○年，華盛頓大學。

（１８）見《龔定庵全集類編》，〈尊隱篇〉，頁九八，四十九年（一九六○），世界書局，臺北。

43

，仍須人民負擔，在此惡性循環下，農民的生活只有更加困窮。

43

　　　 十九世紀初期出現的經濟危機，尚不止於此，還有更嚴重的人口問題。

43

根據較新的中國人口研究，康、雍之世，人口不過一億五千萬，及至嘉、道，已逾四億，一百五十年間，生齒劇增約三倍（１９），這種情況所可能衍生的社會經濟問題十分複雜，絕不是當時清廷的知識所能了解，只有洪亮吉（1746－1808）已察覺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於《意言》中曾提出類似馬爾薩斯《人口論》

的論點，即土地產量的增加與人口的成長，並非正比例地同時上昇，土地產量在百數十年間若增加一至五倍，人口之成長則可達十至二十倍（２０）。思想家的警告，不要說引不起在位者的注意，即連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時，也未加以重視，

43

《文編》共收洪氏三篇文章，其一為卷二十一『吏政』類的〈守令篇〉，論述當時吏風之敗壞；其二為卷五十二『戶政』類的<滇繫序>，建議滇地（雲南）的銅礦應由人民自由開採；其三為卷八十九『兵政』類的<征邪教疏>，言欲平定白蓮教之亂，必須整飭朝綱朝政。

43

魏源未能洞悉生產與人口關係的深意，毋庸責難，想想看，

假如不是因為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轟傳一世，國人誰又會去發現洪亮吉的獨創思想！

43

（１９）見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頁二七八，一九五九年，哈佛大學。

（２０）參考張蔭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論〉，見《張蔭麟先生文集》，

頁九九六～七，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九思出版社，臺北。

44

　　　 第三節經世思想的淵源

　　　 現在研究近代中國歷史，尤其是研究思想史的學者，都已知道，十九世紀初期的《皇朝經世文編》代表的經世思想，乃明末清初（十七世紀）經世學風與經世精神的復甦。而十七世紀經世意識的擴張，天崩地裂般的外在刺激固為其主要原因，但從思想史的發展觀點來看，經世意識的覺醒，早在十六世紀前期王學風行時便已見先機，如與王陽明（1472－1528）同時的王廷相（1474

－1544），就曾以『經世之學』與『世儒空寂寡實之學』相對立（２１），可見「經世」的觀念最初是因反對王學而起。到了十六世紀後則，李贄（1527～1602）撰《藏書》，名臣傳部門有「經世名臣」一類，另儒臣傳部門有「德業儒臣」，在李氏心目中所謂『經世名臣』顯然已不為『儒臣』這一角色所囿限川。

44

呂坤（1537

－1618）對『士君子』所當懷抱的『經世之具』，更是侃侃而談了（２２）。

44

　　在當時，使經世理念蔚然成風者，是以顧憲成（1550－1612）為首的東林學派，東林以清議始，以黨禍終，黃梨洲（1610－1695，嘗謂明末數十年間，『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２３）。這是由經世精神中爆發出來的道德熱力

44

（２１）見《王廷相哲學選集》〈石龍書院學辯〉，頁一八○，六十三年（一九七四），河洛圖書出版社，臺北。

（２２）見呂坤：《呻吟語‧應務篇》，頁一四三，六十三年（一九七四），河洛圖書出版社，臺北。

（２３）見《明儒學案‧東林學案》，頁六一三，五十年（一九六一），世界書局，臺北。

45

，這股力量自不為魏忠賢所聚集的惡勢力所容。結果東林諸君子如楊漣（1571－1624）、左光斗（1575

－1625）、魏大中（1575－1625）、高攀龍（1562－1726）等皆相繼被捕殺。被杜登春稱為『昌明涇陽（顧憲成別號）之學，振起東林之緒』（２４）的『幾社』成員陳子龍（1608－1647）輩所編的《皇明經世文編》，便是在血腥的壓迫下，企圖用另一種方式，

發揚東林的經世精神

45

　　　 《皇明經世文編》成書於一六三八年，參與其事者不下數十百人（俱見『凡例』），收集有明一代奏摺、書信、論文三千餘篇，作者多達四二九人，有許多不見於《明史》，因所收文章，

有由明季『禦奴大旨』的立場發言的，也有討論如何『經略奴酋』

的，更有許多有關『制奴』建議的（包括清太祖奴兒哈赤前期的建州），所以清代列為禁書，且加銷毀（２５）。

45

　　　 根據『凡例』、『序文』，編此書的緣起，『義在救時』，

其功效，『足當經世之龜鑑』，其學術態度，認為『浮文無裨實用，擬古未能通今』，所以主張『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

基於這個態度，及其所揭示的標準，所以文章裏的道德意識，與東林相較，顯已減弱，宋、明以來一向為儒者最重視的修身問題，也僅佔選文的一小部分，幾社同人似乎覺到，當內憂（流寇）外患（滿清）交逼之際，僅講究官僚的道德修養，已不足以濟世

45

（２４）杜登春：《社事始末》，轉引自許淑玲：〈明季結社活動與經世思想〉，未刊稿。

（２５）見李光濤：〈正在影印中之《皇明經世文編》〉，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二輯第二冊：《目錄學考訂》，頁一○四。（原載《大陸雜誌》第三五卷第九期）

46

，如何健全官僚體系，如何做好治河、鹽法、弭盜、修城、

防胡、馬政等實際技術層面的問題，才是他們所關心的『經世』

主題（２６）。

46

此外，東林黨人很輕視張居正（1525－1582），幾社同人卻讚美他，『當艱難之時，而能措置安平，功業駿朗，不偶然也』（２７）。

46

歷來儒者對以往的歷史，不是歌頌三代，便是稱美漢、

唐，此書『凡例』卻一反常例再三頌揚『本朝』，認為明代『昌明之運，太平累葉，人才之盛，周、漢以來，所未嘗有』。

46

　　　 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因同樣以經世理念為主導，所以與《皇明經世文編》在救世的大目標上可謂相同，重實務、重當代的基本心態也近似，不過，後者的內容，即使在較高層次上，

也似乎只達到討論有明一代的治亂事跡與制度沿革，而前者首十四卷特別標出『學術』和『治體』，表示編者心中雖急切要求學能致用，但致用之學的背後還有學術之「體」為根據，在這個層次上，它已涉及儒家道德、政治、社會的基本理論。前文說過，

《皇朝經世文編》的經世之學，似有廣狹兩義，如果這個看法能夠成立，《皇明經世文編》所討論的，只大抵與其狹義的經世之學相當。

　　　 魏源的《文編》與《皇明經世文編》的關係是因襲其名，卻不依其法，在例言與序中也沒有提到它，不提並不能表示賀、

魏二氏沒有見到這部書，最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它在清代是禁書。

無論如何，在學脈上、在精神上是彼此呼應的。

46

　　　 十九世紀初期的經世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淵源，是十七世紀的幾位經世思想家

46

（２６）參考許淑玲：〈明季結社活動與經世思想〉，未刊稿。

（２７）《皇明經世文編》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