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這時期的經世思想家，本來至少應包括顧亭林（1613一1682）、黃梨洲（1610－1695）、王船山（1619－

1692）、顏習齋（1635－1704），但《皇朝經世文編》，僅收錄顧、黃之文，而缺王、顏，缺王可能是因此書編成於道光六年

（一八二六），而船山生前隱遁約四十年，到道、咸間（一八五○年前後）鄧湘皋始蒐集其遺書；缺顏可能是因顏習齋對程（伊川1033－1107）朱（熹1130－1200）學派採取全面攻擊的態度，

47

魏源等於清代考據與宋代義理之間，還是比較偏向宋代義理。

47

　　　 魏氏《文編》一二○卷，文章達二千二百餘篇，其中黃梨洲的僅四篇：(1)<萬充宗墓誌>，是藉萬充宗（斯大1633－1683）

的經學，講述如何『由博以致精』的治學方法。

47

(2)〈取士篇〉

主張取士之道，應『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3)

<科舉>乃揭科舉之弊，以及就科舉中如何才能得人才提出具體建議。(4)〈讀葬書問對〉斥風水鬼蔭之謬，揭穿信之者皆因『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這些文章不能說不重要，但梨洲在經世思想上最大的貢獻，當然是《明夷待訪錄》，魏氏《文編》捨而不取，實因當時的環境還不容許公然抨擊專制體制。何況編此書時，賀長齡正在江蘇布政使任內。

47

　　　 顧亭林在魏氏《文編》中的地位最為突出，如果說《文編》

的經世思想是以亭林為典範，應當符合事實。《文編》選錄顧氏之文，多達九二篇（其中有不少篇乃節取《日知錄》、《文集》

而成，連文題也是編者另加的），也是全書獨一無二的。前面十四卷包括「學術」、『治體』兩部分，代表編者學術立場、基本觀點

48

，可以說是以後各卷『應用經學』（２８）的學術基礎及理論根據。

48

這兩部分共選顧文十九篇，以下是各篇要旨：(1)<通今>

慨嘆史書不能流傳，使天下之士既不知古也不知今（２９）（史學是通古今之變，不能通古今之變，當然也就無從獲取歷史教訓）。

(2)〈與友人論學書〉批評明季言性命者之弊，揭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學問宗旨（３０）。(3)〈說經〉言當時學弊：『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３１）。(4)<立言>說立言立功皆不可少，及立言如何，立功又如何（３２）。(5)〈雜言〉斥士大夫晚年不學佛便學仙，勉士人當以儒道自任，振起壞俗（３３）。(6)〈與友人書十首〉認為，「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又說君子之學在明道救世；又自道：「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又謂引古論今，也便是經世之用；治亂的關鍵，必在人心風俗（３４）。(7)<鈔書自序>言及祖訓：『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因此主張著書不如鈔書（３５）。(8)<與友人論易書>言《易》義廣大與學易的方法（３６）。(9)〈論文〉言文人不識經術，不通古今，應重經、史、輕文藝，並論文之多寡與國家盛衰的關係

48

（２８）這個名詞見梁啟超：<近代中國學術論叢>，頁三六。

（２９）《皇（清）朝經世文編》（以下簡稱《經世文編》，頁碼悉據臺北文海版），頁一一○～一。

（３０）《經世文編》，頁一一一～二。

（３１）《經世文編》，頁一五一～三。

（３２）《經世文編》，頁一五四～五。

（３３）《經世文編》，頁一五五～六。

（３４）《經世文編》，頁二一三～五。

（３５）《經世文編》，頁二二一～二。

（３６）《經世文編》，頁二二六～八。

49

（３７）。(10)〈廣師〉列舉民間學者足為師表者（３８）。

(11)<雜論史事>言國皆自亡非他亡；人主治國，一在獲民心，

一在盡人事；又慨嘆當今士大夫愛金者多，死節者少（３９），(12)

<說經>與(3)文題相同，此乃雜抄《日知錄》論經之文，要點為人君治國，不可虐民，不可奢侈，應當舉賢才，慎名器，重特立之人，遠苟同之土（４０）。

49

(13)〈歷代風俗〉由歷代風俗論述節義對治道的重要。又說：『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此與華夏中心的文化觀不同，是一超時代的新觀念，與當今人類學者研究異文化所謂的『消除慣熟感』的觀念相似（４１）

49

。(14)<清議名教>言清議為王治不可缺，若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能使『以名為利』，『亦可以救積洿之俗』（４２）。(15)<獎廉恥>盛言勸學獎廉的重要，『禮、義、廉、

恥，國之四維』，『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４３）。(16)<尚重厚>論移風易俗的重點在：崇重厚抑輕浮（４４）。(17)<崇儉約>言大臣家事之豐約，關係到政化之隆污（４５）。(18)〈封駮〉稱許中國官僚系統裏，按排救濟詔書之失的職位的優良傳統，足與齊太史見三人被殺，猶秉筆直書之史事媲美（４６）。(19)<法制>言治國之道

49

（３７）《經世文編》，頁二三七～九。

（３８）《經世文編》，頁二六四。

（３９）《經世文編》，頁三一九～二二。

（４０）《經世文編》，頁三二三～三○。

（４１）《經世文編》，頁三三○～五。

（４２）《經世文編》，頁三三六～七。

（４３）《經世文編》，頁三三七～九。

（４４）《經世文編》，頁三三九～四○。

（４５）《經世文編》，頁三四○～一。

（４６）《經世文編》，頁三五五～六。

50

，正人心、厚風俗，重於法制禁令，有『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至於叢脞』的警句（４７），其義可謂歷久而彌新。

50

　　如將以上各點再加以綜合、簡化，則可獲以下數義：

　　　 (一)經世目標：明道救世，尤重當世之務。

　　　 (二)經世人才的條件：博學（明六經之旨）、知恥、具器識，能引古論今，生活儉約，為人剛毅公正。

　　　 (三)個人表現經世的方式：立言、立功。

　　　 (四)經世在社會方面的重點：重視人心、風俗、清議、名節、獎勵廉恥。

50

　　　 (五)經世在人主方面的重點：民心擁戴，善用人才，生活不奢侈，用人慎名器、崇重厚。

50

　　　 (六)不利於經世者：章句之士、學佛學仙的士大夫、語德性而遺學問以及孳華為利的士風。

50

　　　 這幾點已大抵能鉤畫出賀、魏兩氏編《皇朝經世文編》的學術立場與基本觀點，至少也是他們在選錄『學術』、『治體』這兩部分文章時所依據的標準。這些文章和要點雖已包涵了亭林經世思想的基要部分，但仍有遺漏，如反清復明與批判專制的思想。其所以遺漏，當與前文所說，對《明夷待訪錄》捨而不取的原因相同。經世思想最大的目的，是在救世，就十九世紀初期而言，是要針對紛至沓來的社會與政治的危機。魏氏《文編》以亭林為典範的經世理念，它所能採納的思想資源，雖偶有新義，其侷限是很明顯的

51

，因為它只能提供『基於傳統的解答』方式。

劉廣京認為研究這一時期的經世思想，『可發掘我國制度改革及思想進化之內在根源』（４８），這一點毫無疑義，它在思想史上的意義也正在此。

51

魏氏《文編》的另一淵源，是陸燿（1726～1785）的《切問齋文鈔》。此書完成於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收集清初至乾隆年間的文章四○六篇，並就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

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等分為十二類。陸氏出身貧寒之家，中年長期任地方官，編此書期間，曾任山東登州府、濟南府知府與山東運河道。這些經歷與此書『例言』所說『立言貴有用』的實用心態的鑄成，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51

　　　 書剛完成，於〈復戴東原書〉中嘗自謂『從事《文鈔》一編大指』之所本有二：一是朱熹（1130－1200）之創社倉、行荒政、難進易退、知無不言與陸象山（1139－1192）之孝友於家、

化行於民，王陽明（1472一1529）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一是顧崑山（亭林）『行己有恥』與田簣山『利』之一字（４９）。由此可知陸燿的學術立場是尊朱而不排斥陸、王，於亭林雖認為行己有恥『為廢疾膏肓之藥石』，但《文鈔》全書並未選亭林一文，僅於所選張爾岐（1612－1678）<答友人書>中提到他的「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同樣一篇文章，被選入魏源《文編》時，題目卻是〈答顧寧人書〉，陸燿在公開的出版物中隱諱其名，說明當時的環境對亭林還是有所顧忌的。

51

（４８）這是劉廣京給王爾敏信中語，見王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

前註（５），頁二七。

（４９）《經世文編》，頁一三四。

52

　　　 但這種顧忌對陸氏經世思想的形成，並沒有甚麼影響，因為《切問齋文鈔》的經世思想，是以清初程朱理學為典範。《文鈔》

不從《皇明經世文編》以文章作者為單位的編法，而改以思想分類，顯然是效法朱子《近思錄》以及代表清初程朱理學的《性理精義》。

52

不過，朱子的哲學，畢竟是以太極理氣的理論為基礎，《性理精義》對這方面所收材料，都很簡略，重點已放在『學類』與『治道類』這兩部分，使程朱學派原先在思想上就具備的經驗性格，終必轉向實用之路，已跨出一大步。到《切問齋文鈔》則拋開《精義》仍討論的形上學問題，將焦點轉移到表現實用精神的「學類」與「治道類」這兩部分所討論的問題上，這是陸燿經世思想的特色，也是清初程朱理學中實際精神的進一步發展（５０）。

52

　　　 魏源《經世文編》中，共選了陸燿二十一篇文章，絕大部分屬於技術性層面。代表《經世文編》基本理論的前十四卷二八七文中，陸氏之文佔兩篇，一篇是前文提過的〈復戴東原書〉，另一篇〈書天人篇後〉是陳述人間流行的圖報之念的不當，內容並不突出。《經世文編》「例言」雖明言該書之編纂曾師法「陸氏切問鈔」，大抵是在體例，至於經世精神，實與《經世文編》

以亭林經世思想為典範者不同。所以就思想史的意義而言，陸燿的經世思想乃程朱學派演變的結果。它並非十七世紀經世思潮主流的復活，代表這一思潮主流復甦的是十九世紀初期的《經世文編》

52

（５０）以上《性理精義》與《切問齋文鈔》的比較，參考黃克武：〈從理學到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部分之分析〉，未刊稿。

53

，不是乾隆年間的《切問齋文鈔》。雖然，《經世文編》與顧、黃、王、顏所代表的經世思潮主流相比，仍有其侷限，這一點恐怕只能歸咎於時代環境，到十九世紀後期，時代環境大變，

經世思潮終於全面振興。

53

第四節《經世文編》的經世思想大意

　　　 魏源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編》，於體制和選材都下了一番功夫，在體制方面，因基於『萬事莫備於六官，而朝廷為出治之原』

的認識，

53

所以《經世文編》除代表學術綱領與治道原則的前十四卷之外，其餘即依照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分類，六部之制即源於《周禮》的六官。選材的標準，學術的部分是「道存乎實用」，因此「凡高之過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

治道部分是「時務莫切於當代」，因此「凡古而不宜，或汎而罕切者，皆所勿取」。

　　以上編例中所標題的「實用」與「當今」兩個準則，並非《經世文編》所特有，而是明末以來標榜經世之學者一貫所採取的標準。在這標準的支配下，產生了以往思想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個現象，即要求擺脫儒家道德形上學的明顯傾向，不要說《皇明經世文編》是如此，即使從《性理精義》到《切問齋文鈔》的程朱學派內部的演變，也反映出這一現象。

53

到魏源的《經世文編》這方面的表現已很徹底，他代賀長齡寫《經世文編》序文有謂：「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無異是為二百年來的經世之學公開提出一個新的哲學立場，根據這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