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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文編》選材時，自然是『凡高之過深微』者，

『皆所勿取』，這代表著形上學的取消。魏源似乎意識到，若不擺脫儒家道德形上學的牽連，經世之學不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學問，也無法在歷史上取得與宋學、漢學分庭抗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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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世文編》雖卷帙繁浩，但就思想史言，前面十四卷的『學術』與『治體』兩部分足可代表，這一範圍的內容大要與綜合分析，已有長篇專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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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既已假定《經世文編》的經世思想是以顧亭林為典範，下面就以亭林的經世思想為標竿，一窺《經世文編》前十四卷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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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世的目標

　　　 亭林的「明道救世』，本為漢儒『通經致用』的延續，漢儒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三百篇》當諫書，以《春秋》斷獄等義，《經世文編》所錄閻若璩（1636－1704）：

〈潛邱劄記〉、趙翼（1727－1814）：<唐初三禮漢書之學>以及王昶（1725－1806）：<經義制事異同論>等（５２），皆反復加以闡明。

其中尤以王昶之文最能發揮魏源『道存乎實用』之旨。王文開宗明義就標出「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 他認為後來所以會使『經』與『事』判然為二，主要是由於儒者治經流於「迂疏無實用』。結果使『聖經終以虛文傳世』。『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即『明道救世』的另一種說法。既主張經術就是治術，所以無論何代何人的經學，如不能以實用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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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價值可言。

　　　 提倡經世之學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從歷史上找出這方面的典範人物。《經世文編》卷十四選了幾篇推崇歷代名臣名相的文章，其用心即在此。如沈近思（167l一1727）的〈重刻陸忠宣公奏議序〉，說「公有奸蠹一書，直言不諱，九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尚可激濁揚清』，但惋惜他『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用』（５３）。另一位能盡其所學，又能究其用的張居正，在生前卻被世人目為權臣，林潞的〈江陵救時之相論〉替他辯護：『當時群臣，徒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見其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有不得已而出於救時者』（５４）。此外，儲大文（1665－1743）的〈大人容物愛物論〉謂宋代三相寇忠愍（準96l～1023）、范文正（989－1052）、

歐陽文忠（1007－1072）皆『無所不容，以愛天下之才，以相天子』（５５）。黃永年（1699－1751）的〈范仲淹論〉對范氏更是頌揚備至，說他『功存於廟社，澤及於一時，若夫功在名教，道師百世，使天下聞風，頑廉儒立』。范文正何以能如此，是因『其自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飲食、寢寤、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

其學自兵、刑、錢、穀、水泉、農政、職官、邊陲險塞，無所不周』（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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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為己任』是立經世之志，有經世之志，又有『經世澤物之心』，再具備充分的實用知識，才造就出像范文正這樣一位經世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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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世人才的條件

　　　 (1)辨志：要成為士，必先立志，這是孔、孟以來儒家施教的一大特色。孔子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５７）。孟子說：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５８）。後世儒者言志，也多半偏向於道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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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文編》『學術』部分第一篇文章就是張爾岐（1612－1677）的〈辨志〉。宋代陸象山（1139－1192）教誨弟子，往往只言辨志，有弟子問『何所辨』？他回答：『義利之辨』

。張爾岐在這裏卻是把志與經世扣緊著說的：『教而不知先志，

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由）得哉」（６０）。可見學問的目標不同，所志的內容亦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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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博學：儒家並不反對博學，但以「知」與「行」相比，行居優位，知屬次要。陸象山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就成德而言，這是可能的，如就經世而言，恐怕很難。經世是在「當世之務」中要求有所成就的，因此處理當世之務的知識斷不可缺，而且越博越能運用自如。　　學問的天地，廣大無垠，經世學家所學的重點應放在那裏？卷一「學術」類方苞（1668－1749）的〈傳信錄序〉有扼要的說明：「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６１）。同卷潘耒（1646－1708）的〈日知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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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士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６２）。潘氏所謂『通儒之學』，因其具有『匡時』、『救世』的功能，所以恰是『經世之學』的別稱，而『用』與『博』又是這門學問的基本特徵，正以亭林為其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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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林的博學，主要在明六經之旨，明六經之旨的目的則在『通經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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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類所選汪縉（1725－1792）的〈衡王〉

對此義有很貼切的發揮：『六經同體而異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識其體，識其體而達諸用。其述《易》也，於運行之智，有以知其時；其述《書》也，於變化之制，有以識其中；其述《詩也》，

於興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禮》也，於三才之接，有以達其奧；其述《樂》也，於九變之治，有以觀其成；其述《春秋》

也，於王道之輕重曲直，有以取其衷』（６３）。此不僅就經世的觀點闡發六經之旨，也可以說是為「應用經學」提供了理論的根據。可以看出，這正是魏源編《文編》所持的經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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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廉恥：廉指操守，恥是自我制裁的力量，人的行為所以能遵循道德規範，恥感實為一大動力。《論語》共四九八，

與恥感有關的計五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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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恥同義或相關之詞有慚、悔、愧、

羞、辱、怍、恧、憤、悱、厭、惡、怨、責、患、疾等，孔子言忠恕之道，欲如何忠己，如何恕人，皆有賴於恥感的發揮，此所以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誨偏重於恥感取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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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廉、恥相提並論，

並使其在思想史上凸顯其意義，古代有管子，近世有顧亭林，清初以來言廉恥者，多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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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世文編》除『學術』類卷一、 『治體』類卷八選了亭林的〈與友人論學書〉及〈獎廉恥〉兩文之外，其餘論廉恥較具代表性的幾篇，多集中於『治體』卷十三。其中孫廷銓（1613－

1674）的〈諳崇恬退明禮讓疏〉：『人必有廉恥而後有事功』，

即明言廉恥乃經世人才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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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要培養廉恥，應如何進行？孫氏提出兩侗辦法：第一，要培養士大夫的廉恥，應由進退大臣開始，他建議大臣如有正當理由（如父母之喪及引年養病）

請求引退，宜予允准。如果他對朝廷有功，人主對他又『恩眷未衰』，不妨在適當時機再行起用，這樣才『不至流為苟且戀位之風』。大臣『知進退而後有廉恥』，『廉恥之道明，而氣節事功， 從此皆得實用』（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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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孫氏在另一篇〈用人四事疏〉

中，認為官吏除謀反叛逆的大罪之外，在『詳覈明白』之前，均不宜使其受刑遭辱，這時候皇上如仍能禮遇，『則感激之心，必生其愧悔之念，如此則於法既無虧，而又以廉恥之道勵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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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此外，潘耒於〈遵諭陳言疏〉中，提第三種更實惠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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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廉節」，即就朝廷公忠廉直，加以褒獎，因『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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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個辦法，都不是責求於士大夫自身的道德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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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朱岑樓：〈從社會個人與文化的關係論中國人性格的恥感取向〉，

見：《中國人的性格》，頁九六，六十一年（一九七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北。

（６５）《經世文編》，頁五一六。

（６６）《經世文編》，頁五一七。

（６７）《經世文編》，頁五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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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想法都表現出經世思想傾向於聯繫實際思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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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敢諫諍：『治體』卷十四張士元（1755一1824）〈書王介甫諫官論後〉云：『諫官僅以言，亦安見其卑踰尊而名分不正乎！蓋其官尚卑，使之得言於朝，以其可通上下之情』。此言諫官位雖卑，功效卻大。又說：『天下之患，莫患乎上之人惡聞過，而下之人不敢言』（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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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正常合理的情況下，應是上之人能納諫，下之人敢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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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敢犯顏直諫者，非剛毅公正之士不能。敢諫諍者對朝廷究有何益？『治體』卷九熊伯龍的<納諫>

說得好：『諫官國之威神也。凡天下大姦大害之所伏，其始也，

以諫官折之而有餘，其後也，以君相制之而不足。故諫官有彈壓，而後朝廷有綱紀，而後天下有風俗。人君有正一官而百官莫不正者，其惟臺諫哉』（６９）！

　　　 亭林<封駮>文中言封駮乃給事中之職掌，與諫官之角色不同。但就『品卑而權特重』，以及『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７０）兩點而言，卻是相同的，這兩種角色要做得稱職，如缺乏剛毅公正的性格，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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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文編》言諫諍之事，多寄望納諫的君德，除了亭林<封駮>一文，很少強調這種性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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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表現經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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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如有經世的才幹又能與明主相遇，以一展所長，這是個人的幸運。有才幹的人，生不逢時，在歷史上更是比比皆是，

針對這種情況，顧亭林於〈立言〉中曾慨乎言之：「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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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乃經世人才的困境，突破困境表現經世的另一種方式，就是立言，也就是說，在經世事功之外，還有經世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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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之學雖未必見效於當代，有「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７２），這是經世學家應有的抱負。亭林嘗自謂其所著《日知錄》，「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７３）。又說：「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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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的願望並沒有落空，二百年前「未敢為今人道」的經世之學，二百年後竟然成為一門顯學，成為士人建立經世事功的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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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也成為個人表現經世的一代典範。

　　《經世文編》「學術」卷一、卷二收錄的幾篇有關亭林其人與其書的文章，幾乎是異口同聲，一致推崇。潘耒〈日知錄序〉說其書「博極古今，通達治體」。又說：「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７５）。張杓〈日知錄跋〉：「亭林先生，挾經世之才，懷匡時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為己任」（７６）。程晉芳（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