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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日知錄》卷四中，對古文之《左傳》，今文之《公羊傳》、《穀梁傳》，都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考訂， 誤者批評之，正者表彰之，毫無門戶之見。如他在《日知錄》卷五「奠摯見於君」條中評論《左傳》說：「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 于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而在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條下則說：「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對於《公羊傳》，他在《日知錄》卷四「楚吳書君書大 夫」條中說：「《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而在「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條中則說：「公羊子固已言 之，曰：『存陳悕矣。』」以證「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對於《穀梁傳》，他在《日知錄》卷四「殺或不稱大夫」條中說：「穀梁子曰：『不稱其 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而在「五伯」條中又引《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之語以證「周時但有二伯」之論。其他如他在《日知錄》卷四「王子虎卒」 條下說：「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為叔服。」在「卿不書族」條下則說：「《公羊‧宣西元年》傳：『遂何以 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 曰：『疾之。』于『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在「隕石于宋五」條下又說：「《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 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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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亭休文集》卷四，〈與人書四〉。
６《日知錄》卷二，〈古文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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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集》卷三「答俞右吉書」中說：「若鄙著《日知錄‧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 『褅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媵』，則愚自為之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對 《易》、《詩》、《禮》諸經，亭林亦皆不立今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
從其對經學家的態度來說，亭林對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均不偏不倚。如他在《日知錄》卷二「司空」條中 批評古文學家孔安國說：「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而在《日知錄》卷五「蒞戮於社」條中則引孔安國之語說：「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 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以證「古人以社為陰主」。他在 《日知錄》卷二十七〈左傳注〉中考正了古文家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的一系列錯誤，如說：「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 嘉其名。」等等；而在《日知錄》卷四「殺或不稱大夫」條中又引杜氏之語說：「杜氏曰：『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以證「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 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他在《日知錄》卷一「卦爻外無別象」條中則對今文學家荀爽和古文 學家虞翻都進行了批評，他說：「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如此等等。亭林之學不僅超邁今、古門戶，而且對鄭玄、王肅等所謂「通學」派，亦既 不回護，也不貶損，而是舍短取長，唯求其是。如他在《日知錄》卷七「考次經文」條中說：「《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 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在《日知錄》卷三「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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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中說：「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而在卷五《三年之喪》條中則說：「王 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為二十五月。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為二十七月。二說各有所 據。」凡此之類，皆可見亭林之學能博贍群言，無分畛域。亭林又嘗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 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 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 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寧 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７又曰：「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為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老於漢，佛于魏晉之 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注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 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況小失乎！又曰：愚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助其垂 統者也。」８亭林對待歷代經師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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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知錄》卷十四，〈嘉靖更定從祀〉。
８《日知錄》卷十四，〈嘉靖更定從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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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宏若此。
（二）關於漢宋之爭問題
所謂漢宋之爭，其實是一個很有歧義的問題。一則學者們對漢學、宋學等名稱有諸多不同的理解。對於漢 學，有的學者認為是指東漢古文學，有的學者認為是指漢儒考據訓詁之學，有的學者認為是指清代乾嘉之學，有的學者認為是指清代推崇漢儒樸實學風的考據學，還 有的學者認為是指兩漢和清代的經學與考證之學。對於宋學，有的學者理解為指整個宋代學術，有的學者理解為指宋明儒學，有的學者理解為僅指宋明理學。正因為 漢學、宋學等概念的歧義性，所以，學術史上關於漢學與宋學之間的許多爭論往往看似激烈，而實際上並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展開。二則漢學、宋學等名稱本身是後起 的概念。乾隆時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初次提出漢學與宋學的劃分，其〈經部總敘〉云：「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 為勝負。』９其後，江藩作《漢學師承記》，站在漢學的立場上批評宋學，而方東樹則作《漢學商兌》，以宋學立場反擊之，漢宋之爭於是趨於激烈。而在清初，諸 儒治經皆引古據今，以廣博見長，原無所謂漢宋之分。故以漢宋之爭論亭林之學，雖亦未嘗不可，然須首先明白此種爭論實乃後人之所加，而非當世之實情。
欲明漢、宋之分別，先須確定漢學、宋學之含義。本書認為，所謂漢學，是指兩漢學術思想的主流而言， 主要是指兩漢經學，包括西漢今文學和東漢古文學，與宋學相比，漢學主要著重於經典的注釋和訓詁。所謂宋學，是指宋、元、明時期學術思想的主流而言，主要是 指宋明時期的所謂「性命義理」之學或宋明理學。宋學淵源于唐代啖助、趙匡、陸淳之學，而創始於北宋孫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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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石介三先生。其後劉敞作《七經小傳》，歐陽修作《易童子問》，王安石撰《三經新義》而推助其波 瀾。在以後的發展中形成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程朱學派和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陸王學派。相對於漢學而言，宋學更加注重義理之闡解和發揮。此外，本書不 贊成把清代乾嘉之學或清代推崇漢儒樸實學風的考據之學稱之為漢學的觀點，而認為清代學術自有不同於漢學和宋學的特點，稱之為「清學」可也。
依本書對漢學、宋學之理解，以漢宋之爭論亭林之學者所持之各種觀點，實均值得商榷。
有的學者以亭林之學為漢學，然以亭林對漢學之態度來說，他對漢學，無論西漢今文學，還是東漢古文 學，都既有贊同，亦有批評。如他在《日知錄》卷四「仲嬰齊卒」條中說：「《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 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經，為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而在卷二十七「漢人注經」條中則說：「《論語》『子見南子』注： 『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等等。此點上文已言之甚明，茲不贅述。
有的學者以亭林之學為宋學，然以亭林對宋學之態度來說，他對宋明諸儒雖褒貶揚抑各不相同，卻能破門戶窠臼，不執一己之偏。對宋學空疏不實的學風，亭林一向深惡痛絕，故他在《日知錄》中，對宋明諸儒之經說提出了許多批評。如他在卷一「孔子論易」條中批評陳摶、邵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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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一版，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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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在卷一「易逆數也」條中批評邵雍說：「若如邵子之說……殆 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在卷一「鴻漸於陸」條中批評朱熹說：「安定胡氏改『陸』為『逵」，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在卷三《大原》條中又說： 「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于朱子，而愚末敢信也。」在卷三「朝隮於西」條中亦說：「『朝隮於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為虹，是也；謂 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在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中批評王安石、王陽明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 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他又在《文集》卷六「下學指南序」中批評二程說：「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於 程門。」又批評象山說：「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等等。但對於宋明諸儒經說言之有理 者，亭林亦並不掩飾，而是實事求是地加以稱引。如他在《日知錄》卷四「春秋言天之學」條中引邵雍之言說：「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以證 「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在卷一「七八九六」條中稱述歐陽修 說：「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在卷六「鬼神」條中表彰程頤、張載說：「程子曰：『鬼神，天地 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一章，斯為切當。」在卷一「朱子周易本義」條中表擢程朱 之學說：「復程朱之書以存《易》，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又說：「兩漢而下，雖多保殘守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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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學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啟 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１０又說：「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 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１１尤可貴者，亭林雖對陸王心學絕不苟同，然其在《日知錄》卷十七《通經為吏》條中 卻嘗褒獎象山說：「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由此 可見亭林學術胸次之寬博。
至於以亭林之學為漢宋兼采之學，亦須注意兩個問題。第一，亭林之學不僅兼采漢宋，而且兼批漢宋，此 點已詳見上文。第二，把亭林之學歸入漢宋兼采派，乃後人為亭林所立之門戶，非亭林自覺之所為，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所云：「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 註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為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１２
總之，亭林之經學，會通群經眾典，博采歷代經說，對漢唐舊注，宋明傳說，均詳加疏通，一一考明，不蹈一家門戶，超邁森嚴壁壘，繼往學，開來者，故能成就宏偉之氣象，開啟一代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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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亭林文集》卷五，〈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１１《日知錄》卷十四，〈從祀〉。１２皮鍚瑞《經學歷史》，第三○五頁，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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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之學，若必有所歸依，則當歸之於此。
二、稽古明經
（一）尊經而明道
經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種特殊的學問，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流，故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 史》中，稱自董仲舒至康有為的所謂中古時代為中國哲學史上的「經學時代」。在傳統的經學家們看來，「經」乃孔子載道之具，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既然 「聖賢之道存於經」，１３所謂「五經」、「十三經」等經典在經學史上當然就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經學家們認為，明道先須尊經，而尊經正所以衛道。
亭林之經學，繼宋學之末流而起。宋學發展到明末，流弊日甚。一則宋明以科舉取士，天下經生皆誦章句 而舍本經，使經學淪為帖括之學；二則宋學本以義理見長，而訓詁為弱，故學風流於狂誕，宋儒空衍義理，橫發議論，使經學偏離尊經述古之的而步入荒經蔑古之 途。故亭林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後，起而倡導稽古右文，尊崇儒經，以矯宋學空疏之弊。
針對宋明儒者以己意說經，強改經文以從義理的學風，亭林主張遵從經文，不妄改經。他認為，不通經義 而妄自改經，是侮聖人之言。他說：「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敢僭而加之評騭？評騭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 氏。……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儼然丹黃甲』，衡加於經傳，是之謂非聖者無法，是之謂悔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為金科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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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相釋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１４
亭林考察了經學歷史，認為由於後人妄改經傳，導致經之一變再變，使舊本日微，新說日鑿。他說：「昔 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 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于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寫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 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 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為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 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鋟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 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日鑿也。」１５
亭林認為，後人不考古而妄改經，不僅造成古書舛訛，而且敗壞了學風，其影響極壞。他說：「余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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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阮元《揅經室集》，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五四七頁。１４《日知錄》卷十八，〈鍾惺〉。１５《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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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昔人遠其，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 字矣。此陸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彌甚。」１６又說：「《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 忿疾。』」１７又說：「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１８
宋明時期，經學衰微，儒生唯科舉是從，只知記誦《四書五經大全》及章句註疏以求科名，而不讀經典本 文，更不知學以致用。亭林對這種欺君負國、敗壞人才的學風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 《公羊》、《穀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 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為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為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為乖 理。苟便已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１９又說：「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 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並註疏而不觀， 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２０
亭林尤其對《四書五經大全》的編纂者們上欺朝廷，下誑士子，敗壞學風，亡棄經術的惡劣學風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指斥。他說：「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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