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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道掃地無餘。”９８
王夫之的論說，深刻嚴正，不稍寬容，無怪蕭公權說王氏“所揭櫫者不僅為二千年中最徹底之民族思想，亦為空前未有最積極之民族思想”９９。
呂留良討論出處問題時，以“君臣之義”和“《春秋》大義”作為最高準則，而尤重於後者。如說：
“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為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真按：造福人民vs除礙原則 看‘微管仲（？一前645）’句，真按：管仲之生卒 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于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真批：如此則不論功名，節義何測？ ”１００
呂留良歌頌管仲和提倡“《春秋》大義”，即在嚴辨“夷夏大防”；而“夷夏大防”，定於節義，搖於功名，所以他極推崇朱熹（1130-1200），真按：朱子之生卒 舉“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１０１。他認為許衡等雖提倡朱學，但因破壞了“夷夏之防”，違背了“《春秋》大義”，所以許衡等提倡的朱學已非朱學的本來面目。真按：呂留良之主張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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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許衡）、幼清（吳澄，真按：吳澂 1249－1333），真按：吳澄之生卒 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道不明，使德祐（宋帝(顯之左)年號，1275－1276）以迄洪武（1368－1398），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故……紫陽之學，真按：朱子 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為法。１０２
在呂留良看來，江漢和金華儒者透過出仕元朝而發揚漢文化的方式是功不掩過的。呂留良指出，這不是說他們的“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祇是“失其義”罷了。因此“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無有”１０３。無怪他要闡示學者，“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腳根”１０４，真按：去就 真按：出處 真按：小學 真按：小學宣言 真按：辭受 真按：經世值 切勿重蹈元儒的覆轍。屈大均<與王山史書>說：真按：王弘撰
“夫吾儒所重大端，在於出處。許衡之仕，於名教大為得罪。惟倫有五，而衡不辨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此從祀之所宜革，而孔門之所欲攻者也！則士君子生當衡之世而欲高談道學，必其處於山林者也。然惟能辨君臣而後可以處，能知《春秋》而後可以處。”１０５
屈氏這番說，可說是扼要地概述了“種族主義”者的主張。
然而，上文說過，在清初的環境中，明遺民並不像前代遺民般享有“出處”的自由。因此他們能夠堅守不出，保存民族氣節，固然值得讚美，但對迫不得已而出仕滿清的人，也應寄予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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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求遺民子孫世世代代與異族政權隔離，更沒有可能。真按：經世值 真按：經世值0 真按：養鷓鴣 真按：可能學 事實上，清初已有“遺民不世襲”的說法，即使嚴分種族界限的王夫之，他的四個兒子和八個孫兒，除去其中夭折的四個外，最多祇有一人沒有從事舉業。何況幼子敔（1656-？）出試，事前還得到他的准許呢？呂留良的兒子也“仕列清華，其餘子孫多遊庠序”。雖然最早應試的是他死後三年後的事，但他在死前一年，卻道賀同鄉中進士，似乎亦對“出處”的態度有所改變。這樣看來，王夫之和呂留良這兩位“種族主義”大師，不免也是顧炎武所說的“於外來之客，則望之為伯夷，而獨許其鄉之人為盜跖”的人１０６。但顧炎武又怎樣呢？他雖然堅拒不出，而且嚴斥同輩和弟子出仕，但甥兒既為清朝顯宦，姪兒亦攫取功名，卻不聞他加以阻止。即使他本人也和清政府中人週旋交往１０７。真按：顧炎武 康熙十九年（1680），顧炎武拒參明史館，但為了使庶母王氏（1586-1645）入史傳，真按：王碩人 真按：王碩人之生卒 真按：母-顧炎武之母 竟不惜向那些“以萬古之心胸區區於旦暮”而“相率臣事”夷狄的史官，寫出下引一封信：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真按：顧炎武 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真按：張大復 崇禎九年（1636）巡按御史王公一鶚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嘗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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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間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真按：顧同吉 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為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教矣。”１０８
若從顧炎武《日知錄‧素夷狄行乎夷狄》的觀點來讀這信，我們不禁也要說：“何其語之偷而悖乎！”試問一個堅拒不出的人，卻哀求違背“內夏外夷之防”或“不仕二姓”戒條而“臣事”夷狄的人去表彰為明朝殉國而且遺訓自己無仕二姓的母親，是不是不倫不類？如果那些違反“內夏外夷之防”或“不仕二主”的史館中人，真按：不倫不類 真按：真是大諷刺 真按：罵人的技巧 “採數語存之簡編”，則為“沒世之榮施”，而且可以維繫“千載之風教”，他為甚麼還要強調“夷夏之防”？為甚麼還要勸人堅拒出仕呢？其次，他為了達到表揚母親的目的，在信中引用《春秋》的一個典故，令人感到有些滑稽。“《春秋》大義”原在嚴辨“夷夏之防”，不在頌揚列女之節，顧炎武對史館中人不提“《春秋》大義”，可算得善於師古、因時制宜罷。但用“《春秋》大義”去衡量顧炎武這封信，套用呂留良的話，便是“曾不如未無有耳”。當然這不是非議他的孝行，祇是它“亦或失其義也”。真批：是失其義，或有別義，此正吾將針對而專對之課題也！
黃宗羲批評宋遺民王炎午“嚴於論人而恕於論己”及“恕己而刻人”１０９，大概就是指桑罵槐，針對當時言行不一、空唱高調的遺民而發 真按：罵人的技巧 經世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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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後人若不細加考究，祇就他們的高調判定千秋功過，實不能使人無憾！既然清初部分受後世謳歌的“種族思想”不外空存其理，當時的權變論說，便不容忽視了。
與顧炎武、呂留良、王夫之相反，黃宗羲可說是“文化主義”者。雖然他曾批評元代政治的腐敗，但在他的言論中，並沒有“種族主義”的思想１１０。相反來說，他在晚年更提倡“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這個傳統論調，他說：
“素中國行乎中國，素夷狄行乎夷狄。古來相傳禮教兩字，就是當路之準的。蒙古據有中國，許（衡）、趙（復）之功高於弓矢萬倍，真按：趙復 真按：許衡 自許、趙出，蒙古亦中國矣。他不能真箇實踐，所以青田（劉基，1311-1375）、金華（宋濂，真按：劉基之生卒 真按：宋濂 劉基 1310-1381），真按：宋濂之生卒 便輔有明之業。然則興亡之樞機，允在禮教之隆替。既認得此癥結，豈復容自作聰明哉？彼從改作制，胥有因革，若言立國大原，殆舍禮教外，無一是處。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本是讀書做人耳。世運循環，一治一亂，並不待高談玄妙一句話！”１１１
黃宗羲這番說話和上引顧炎武〈素夷狄行乎夷狄〉一節雖討論同一問題，但因兩人的立場不同，所以得到的結論竟背道而馳。真按：邏輯 其次，黃宗羲從文化著眼，所以認為江漢學派功不可沒。黃氏頌揚該派儒者的功勞而王夫之、呂留良則眨斥他們的失節，兩者恰成一強烈對比。
無論顧炎武或王夫之都寄望於將來漢族復興的日子，所以要求遺民高瞻遠矚真按：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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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中華無不復之日”。無怪前代為異族勃興文教和治國安邦的儒生，都受到顧、王口誅筆伐。然而，歷史的發展是延綿不斷的。如果單從難以逆料的將來著眼，忽視“將來”未到達前的一段日子，未嘗不是一種不敢面對現實的表現。因此王夫之竄身瑤洞、伏隱深山四十年，縱使著書數十種，同時充滿反清言論，但他的絕大多數著作，尤其那些含政治意味的作品，在道光以前根本不流通，甚至沒有刊印出來１１２。他雖然做到獨善其身的境界，他的思想亦在晚清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１１３，可是他在清初根本寂寂無聞。倘若說他對清初的政治、社會、文化等沒有半點貢獻，似乎不為過甚。顧炎武和王夫之走不同的道路，正如章炳麟說，王夫之“與群胡隔絕”，則居於“榛莽之地”；而顧炎武“要有規畫，則不得不處都市”１１４。但與其說和“群胡隔絕”，無寧說與整個社會隔絕。結果無論政治怎樣窳敗，生民怎樣艱苦，他亦不聞不問。這種“守身以待”的方式，無疑是守株待兔，即使真的有復興的一日，他也不外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而已。真按：此不過天命觀的作祟！ 真按：求之神靈 就算被章炳麟認為“要有規畫”的顧炎武，當他最後認識到清廷的基業牢不可破，也不免規勸弟子潘耒（1646-1708）：
“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無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為贈。”１１５
“白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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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就是所謂不“以萬古之心胸區區於旦暮”罷！但這種處世態度最多不過做到“獨善其身”的境界而已。其次，無論隱居“榛蕪之地”，或者居住在城市而冀求“免於今之世”，都是把“今之世”的責任推卸給別人。真按：推卸責任 真按：遠水救不了近火 真按：經後世 這樣，儘管現實的社會動亂如混沌洪荒，黎民的生命卑賤如犬豕螻蟻，他們都可以置身事外，不需負任何責任，而責任就由那些“陋儒”去負擔了，下面所引王夫之的一節史論，或多或少反映出這種心態：
“拓拔氏，夷也，聞中國有聖人之道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真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 真批：是取其易行者而行，或取其可行者而行耶？抑取其有用於政者而資治利用耶？！ 於是奔走郡縣而名為勸農；又勒取民牛力之有餘者，以借惰窳之罷民。其撓亂紛紜，以使民無寧志也，不知何若，守令乃飾美增賦以邀賞，天下之病，尚忍言哉！蒙古課民種桑絲之稅加於不宜桑之土，害極於四百餘年而不息。讀古人書而不知通，旦識而夕行之，以賊道而害及天下，陋儒之妄，非夷狄之主，其孰聽之？”１１７
王氏提出這種論調，不外希望知識分子和異族隔絕，而寧可異族把漢地變為牧場。其實歷史的發展是不可間斷的，如果蒙古的農桑政策遺害了四百多年，把漢地變為牧場的流禍更不知延續多久了。該問這般提倡經世致用的學說，這般期待“中華無不復之日”，是不是有點自欺欺人？是不是等於黃宗羲所譏諷的“高談玄妙一句話”？況且，真按：經世的危機 真按：自欺欺人 真按：罵人的技巧 真按：對經世之學的批判 真按：幾種經世義界之商榷 真按：對王夫之經世思想的批判 真按：對顧炎武經世之學的批判 王夫之不是已指出他所推崇的河西儒生到底還是接受了拓拔燾的禮聘，而隋唐的治具文教也奠基在拓拔氏的基業上嗎？因此，元代的江漢和金華學派在中國歷史上的功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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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值得我們再三思考的。
嘉慶（1796-1820）時人黃俊苑說：
“大亂之後，承平之初，是極關係處，數百年蒼生命脈，在此一、二紀中裁定；名世亦有升降，其生者如何？”１１８
其說良然。在清初的權變論說中，陸世儀提倡的“遺黎故老為學校之師”說最不容忽視，因為他能兼顧到“蒼生命脈”和“名世”兩方面。陸氏鑑於自古以來，經時變革，而一時賢者，不死於忠節，則歸於隱遯”，更有許多“入於空釋”，雖然這是“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為”。但“聖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壞”。從發揚“聖道”和經營“世界”的觀點著眼，如果“有天下者。在“易代之後而不用勝國之遺黎故老，則賢才可惜”；但以“君臣之義”作為衡量標準，新朝“若用遺黎故老，而遺黎故老竟樂為新主所用，則又乖不事二君之義”。陸氏於是想出一個“兩全之道”，就是遺民充當新朝“學校之職臣”。真按：教職 真按：陸世儀 陸世儀指出，雖然說是“學校之職臣”，其實是“師”，若能“不用品級”，“則全乎師而非臣”。他以周“武王訪道於箕子，而箕子為之陳<洪範>為例，說明“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他認為“聘遺黎故老為學校之師，於新朝有益，而於故老無損”，這樣才能使“道法”“嘗行於天地之間，而改革之際，不至賢人盡歸放廢”１１９。而就遺民本身來說，他認為這樣去做並沒有違背“出處”的原則。所以他就自己為例，告訴友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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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近日并非出處，以一退老諸生而被當道之聘，輯理學書，此仍是處，非出耳。”１２０真按：出處 真按：重新定義
其次，陸世儀認為無論是“已出仕者”或“士人”在變革之時，“莫不有普天率土之思”。“已出仕者”如出仕新朝，固有“乖不仕二君之義”，但“士人未出仕，其途較寬，或出或處，誠限他不得”。不過他把後者的出處，劃分為下面三等境界：
第一等：“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惠後學，以淑萬世。”
第二等：“度其才可以有為於時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
第三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躬耕田野，以禮自守。”１２１
可見陸世儀還是主張隱居不仕的，大抵他鑑於出仕新朝的風氣不可遏止，同時亦祇有出仕才能夠致君澤民，功及一時，德被天下，所以不反對出仕。此外，他把獨善其身的等第列在不仕而能發揚學術文化及出仕而能經世濟民兩者之下，充分反映出他的經世精神。真按：經世精神 最後陸世儀認為在上述三等境界外，“雖進而小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是微不足道。至於“陽慕高隱之名而優倡博奕，敗壞風俗”及“謬託有為之跡而干進，嗜利不休”的兩類遺民，則沒有資格被稱為“士”。１２２
陳確本來也不贊成出仕清朝的，但感到當時的“出者”或“不出者”，不外是“人出則吾亦出”，“人不出吾亦不出”，“未嘗確然有所以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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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必不出之志”１２３，這樣，“不試未即是義，而出試則殊害義”了１２４。他認為無論是“出”或“處”，都要有“必以其道，繼之以死”的決心，他說：
“不繼之以死，而何能必以其道！出者成進士，盡忠為廉以事主，而無所阿焉，而勢或不可行也。東西南北，惟君之所使，而疆場之變又何日焉無之也。如是者，欲不繼之以死得乎？不然，則大負此出矣。不出者，或未一旦即至於困辱窮餓而死也，而或不能不至于困辱窮餓而死，而不能困辱窮餓而死，則大負此不出矣。若夫以道範身，終食勿失，窮通一揆焉耳，又何出與不出之異之有！”１２５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臣》說：“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也，非為君也；為萬民也，非為一姓也。”１２６可借來解釋陳確所說的“出”。換言之，如能以天下生民為念，在表面上，“出與不出，曾水火之不相入”，其實“所以出之志，則所以不出之志，一而已”１２７。顧炎武的朋友路澤溥也認為“人生無論出處，當有惠澤及物”１２８，他的論點跟陳確所言，並無二致。總之，陸世儀和陳確在討論“出處”問題時，都沒有涉及”種族思想”，顯見他們把文化和民生放在第一位。
（五）
清初的“貳臣”如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對如何在異民族統治下保存漢文化的看法１２９，真按：錢謙益之生卒 和提倡“文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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