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一 事不做,徒作大言,小說安排了他們的矛盾衝突,結果孔勝老敗,老子只好「以柔退走」。小說對於孔、老 都是批判的,但作品更突出了對老子「無為」哲學的批判。小說中,孔子是一個狡猾的逢蒙式的人物,而老子卻像「一段呆木頭」,作者讓老子西出函谷,走流沙, 到處碰壁,突出地描寫了老子在出關過程中的狼狽相。魯迅此文,是針對30年代社會上出現的一種崇尚空談的傾向而發的。
最後一篇《起死》,在構思上與《出關》有聯繫,兩篇的思想傾向十分接近。30年 代幫閒文人在提倡「尊孔」的同時,還推崇老莊哲學,兜售「唯無是非觀,庶幾免是非」的處世之道,鼓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人生哲學,要求老百姓 「無是非」,實際上是愚弄群眾,培養奴才順民。魯迅深惡這種「唯無是非觀」,《起死》取材於《莊子‧至樂》篇中的一個寓言故事,用莊子與骷髏的消極出世和 積極入世的矛盾衝突,來批判老莊哲學。情節是虛構的:莊子路遇1500年 前死去的骷髏,施法術使其死而復生後,對方卻揪住莊子向其討還衣物,糾纏不清。莊子在狼狽不堪之際,不得不一反其「無是非觀」,而據理力爭,辯明了是非。 莊子的哲學是「達觀」,無是非,無生死,無貴賤,而為了擺脫那漢子,他只得喋喋不休地別生死,辨古今,分大小,明貴賤,從而自打耳光,並招來眾人的笑罵, 宣告了虛無主義的破產。這篇作品採用了諷刺短劇的形式,魯迅抓住了一系列喜劇性矛盾衝突,無情地揭穿了30年代某些文人宣揚「無是非觀」的欺騙性。
《故事新編》在寫作上的鮮明特點之一,是依據古籍和容納現代。《故事新編》各篇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都有歷史文獻的依據,在這方面,研究者已作了大量的考證,說明《故事新編》的大量情節和細節都有古籍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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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對墨子、大禹的歌頌,還是對伯夷、叔齊及老子、莊子的批評,基本上是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魯迅 並未隨意塗飾或對現實進行簡單的比附與影射。但「博考文獻」只是作為魯迅的歷史小說的「基礎材料」,在寫法上,他又是只取「一點因由」加以「點染」的。這 「點染」,也就是通過藝術虛構,在歷史材料基礎上進行加工、提煉、改造和發展,將現代人的生活融入古人古事之中。經過這樣的藝術創造,形成了《故事新編》 古今交融的藝術特點,使古人和今人有機地納入同一形象系列,將古代情節與現代情節有機地融為一體。這是《故事新編》與《吶喊》、《彷徨》在寫法上最明顯的 區別。從《不周山》即《補天》起,直到末篇《起死》為止,都插入了對現代生活的反映。其中《理水》尤其突出,現代生活的篇幅,幾乎占全篇的三分之二,使全 文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從而激起讀者的共鳴。魯迅這樣做,目的顯然是為了取得更好的戰鬥效果,而具體寫作時則須在每一篇中努力發展古今兩種人身上的共同之 處,或歌頌或批評,這無疑有一定的難度。由於魯迅淵博的歷史知識和對現實社會深邃的洞察力,《故事新編》的古今交融被處理得天衣無縫,從而加強了作品的藝 術感染力,滿足了廣大讀者的審美需要。
不是「將古人寫得更死」,而是將古人寫活,這是《故事新編》又一個重要的藝術特色。古書的記載,以 平面的記述為主,很少有對人物性格和內心世界的深入描繪。而魯迅的歷史小說則著重於對古人性格、精神和心理狀態的深入開掘與擴展,並用「畫眼睛」的手法加 以渲染和強調。我們從《補天》中看到女媧的氣度宏偉的創造精神,在《奔月》中看到羿在創業後的寂寞感與被欺騙後的憤怒之火,在《鑄劍》中我們為黑衣人的冷 峻與剛毅所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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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理水》中大禹不辭辛勞、不怕詆毀的苦幹和實幹精神更是躍然紙上,引起讀者的敬佩。此外,如老子的 迂腐、莊子的狼狽也都得到栩栩如生的刻畫。古人與現代人相距甚遠,如何能將古人寫活?從《故事新編》看來,魯迅主要是從現實生活出發,尋找古人、今人思想 感情上相通之處加以推想和發展。魯迅不給古人戴上光圈,不「神化」或「鬼化」古人,而是將古人當作人,這是將古人寫活的重要經驗。
運用「油滑」手段,在穿插性的喜劇人物身上,賦予現代化的細節,為「借古諷今」服務,這是《故事新 編》的重要手段。如何看待《故事新編》中的「油滑」是有關該小說集的爭議與討論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魯迅在《故事新編‧自序》中說,由於《補天》中穿插了 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陷入「油滑」的開端,還說「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但從《補天》開始直至13年之後的《出關》中的婢女阿金,《起死》中的漢子和巡警等等,這種「油滑」或「開一點小玩笑」的寫法不僅沒去掉,卻越來越發展了。這些穿插性的喜劇性人物,不僅活躍於「舞台」,而且有時還滿口現代生活的語言,如「OK」、 「古貌林」、「海派會剝豬玀」、「來篤話啥西」等等,油腔滑調。這很像是戲劇舞台上丑角的插科打諢,有些類似魯迅故鄉浙東戲劇中的「二丑藝術」。這種舞台 上的人物,有時可以脫離劇情而插入有關現代生活的語言、動作,作用是對現實進行諷刺。魯迅歷來喜愛民間藝術(包括民間戲曲),這種「二丑藝術」是中國人民 的創造,是經過歷史檢驗而為人民所歡迎的藝術手段,儘管其中有庸俗成分,但其藝術表現力和藝術效果都是好的。因而,可以把這種「油滑」看作是魯迅吸取戲曲 藝術的歷史經驗而作的一種嘗試與創造﹝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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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峨眉出版社1947年版。
②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④ 見《魯迅思想研究資料》,上冊,第311頁,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版本圖書館研究室1980年版。
⑤ 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6頁。
⑥ 魯迅《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第3卷,第26頁。
⑦ 魯迅《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第5頁。
⑧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9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⑨ 林非:《魯迅前期思想發展史略》,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
⑩
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第3頁。
⑪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38頁。
⑫
《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1日)。
⑬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39頁。
⑭
參見嚴家炎:《論〈狂人日記〉的創作方法》,《求實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⑮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39頁。
⑯
蔡儀:《阿Q是一個農民的典型嗎?》,《新建設》第4卷,第5期,1951年8月1日。
⑰ 馮雪峰:《論〈阿Q正傳〉》,《人民文學》第4卷,第6期,1951年11月1日
205
。
⑱
何其芳:《論〈阿Q〉》,《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6日。
⑲ 陳湧:《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人民文學》1956年10月16日。
⑳
魯迅:《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信》,《魯迅全集》第6卷,第1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1﹞
魯迅《集外集‧俄譯本〈阿Q正傳〉序》,《魯迅全集》第7卷,第81頁。
﹝22﹞
魯迅《偽自由書‧再談保留》,《魯迅全集》第5卷,第144頁。
﹝23﹞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徵》,《無地彷徨》,第384-419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4﹞
參見朱曉進:《歷史轉移期文化啟示錄》,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5﹞
嚴家炎:《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求實集》,第10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26﹞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19頁。
﹝27﹞
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56頁。
﹝28﹞
茅盾:《魯迅論》,《小說月報》18卷11期(1927年11月)。
﹝29﹞
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56頁。
﹝30﹞
參見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 〈彷徨〉綜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31﹞
魯迅:《集外集‧〈窮人〉小引》,《魯迅全集》第7卷,第103-104頁。
﹝32﹞
馮雪峰:《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雪峰文集》第4卷,第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7月版。
﹝33﹞
巴人:《魯迅的創作方法》,《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卷,第30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34﹞
蘇雪林:《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卷,第128頁
206
。
﹝35﹞ 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12頁。
﹝36﹞ 沈雁冰:《讀〈吶喊〉》,《時事新報》,1923年10月8日。
﹝37﹞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魯迅全集》第6卷,第519頁。
﹝38﹞ 周遐壽(周作人):《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第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39﹞ 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13頁。
﹝40﹞ 魯迅:《窮人‧小引》,《魯迅全集》第7卷,第103頁。
﹝41﹞ 魯迅:《花邊文學‧看書瑣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530頁。
﹝42﹞
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56頁。
﹝43﹞ 魯迅:《故事新編‧序》,《魯迅全集》第2卷,第342頁。
﹝44﹞ 魯迅:《1936年3月28日致增田涉信》,《魯迅全集》第13卷,第659頁。
﹝45﹞ 魯迅:《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263頁。
﹝46﹞ 魯迅:《且介亭雜文‧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第198頁。
﹝47﹞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魯迅全集》第6卷,第520頁。
﹝48﹞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魯迅全集》第6卷,第520頁。
﹝49﹞ 參見王瑤:《〈故事新編〉散論》,《魯迅作品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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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十年代小說㈠
第一節 三十年代小說概述
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中國,動盪不安的生活空間,曲折起伏的社會事件,矛盾複雜的社會心理,使得長於描寫社會環境、展現人物命運的小說有了廣闊的用武之地。作者與讀者隊伍的迅速擴大,優秀作品的層出不窮,都顯示了小說在30年代的長足進展。
30年代小說對人物形象塑造的整體性成就,充分顯示出30年代文學繼五四文學後對「人」的觀念的大幅度深入突破,現實主義也較五四時期有了質的深化。
小說作者新人迭出,小說體式日益豐富,中長篇小說數量激增,三部曲作品的大量出現,標誌著30年代小說的繁榮。
本時期丁玲、柔石、艾蕪、沙汀、葉紫、吳組緗、羅淑、周文等左翼作家,沈從文、蕭乾、蘆焚、林徽因等京派作家,穆時英、劉吶鷗、施蜇存等新感覺派小說家,都以各具藝術個性的短篇小說登上文壇並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左翼作家以自己的創作呼應了世界「紅色30年代」的創作潮流,新感覺派作家、京派小說家則以自己的創作呼應了20世紀的現代派小說創作的潮流,這些創作充實、豐富、拓展了五四形成的小說世界。
引人注目的是中、長篇小說數量的激增。這一時期有較大影響的作品就有茅盾的《蝕》(包括《幻滅》、《動搖》、《追求》三個中篇)、《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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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的《滅亡》、《愛情三部曲》(包括《霧》、《雨》、《電》三個中篇)、《家》、《春》、《秋》、 《春天裡的秋天》、《雪》、《新生》、《砂丁》,老舍的《貓城記》、《駱駝祥子》、《離婚》,葉紹鈞的《倪煥之》,王統照的《山雨》,魯彥的《憤怒的鄉 村》,蔣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柔石的《二月》,丁玲的《韋護》,沈從文的《邊城》,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李劼人的《死水微瀾》等 等。本時期較有影響的三部曲作品有茅盾的《蝕》三部曲、《農村三部曲》(包括《春蠶》、《秋收》、《殘冬》三部短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包括 《家》、《春》、《秋》三部長篇)、《愛情三部曲》,李劼人的「大波」系列(包括《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三部長篇)等。中、長篇小說數量的 激增與三部曲作品的大量出現,顯示了30年代小說作家的創作氣魄和創作實力。
歷史小說在30年代也有較大發展。魯迅的《故事新編》於30年 代最後完成,其「將古代與現代錯綜交融」①的寫法,獨具一格。茅盾有《石碣》、《大澤鄉》,郭源新(鄭振鐸)有《桂公塘》,巴金有《羅伯斯庇爾的秘密》, 都重在對於歷史人物故事的新解釋,以與現實世界相映照,與宋雲彬意在「還古人古事一個本來面目」的《玄武門之變》②取徑不同。而施蜇存的小說集《將軍底 頭》以現代心理分析成果對古代人物與傳說進行全新的解釋,是其試圖「開闢一條創作的新蹊徑」的試驗。繼魯迅之後,30年代諷刺小說的作者中出現了老舍、沙汀、張天翼等。老舍作品中飽含京味的溫婉的幽默,沙汀小說中充滿喜劇色彩的潑辣暴露,張天翼小說中犀利、勁捷、誇張的諷刺,意味著諷刺小說在30年代的興盛。廢名、沈從文、蘆焚、艾蕪,以及蕭紅等東北作家群作家雖然思想傾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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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小說體式上卻頗有相通之處:即小說的隨筆化、散文化、抒情化,這既是歐美近代小說傳統在現代中國 的創造性轉換,也是中國抒情傳統在現代的一種新生,其結果是對小說體式的豐富。林徽因本時期作有小說《九十九度中》,以「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來的木料」 的觀念和連綴體的形式,嘗試以短篇小說的形式攝取廣闊的人生層面,確是深受「現代英國小說的影響」的「最富有現代性」的製作③。
小說題材愈加拓展。對時代風雲的及時把握和對城鄉生活的多方位展現顯示出30年代小說創作更加豐富。
相對於20年代,30年 代小說作家更有意識地注重人物與事件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絕大多數作品都能清楚地看到時代的投影,更多的作家甚至直接把時代的背景轉化為前景,快速反映社 會生活的重大事件,幾乎當時社會的任何波動與變化都反映在作家們筆下,無論是直接描繪時代風雲的中心,還是記錄和表現時代的波瀾與漣漪,都可以看出魯迅大 力倡導的現實主義傳統得到發揚與光大。
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有老舍,他擅長描寫都市生活中的最底層人物。《駱駝祥子》、《月牙兒》、《我這 一輩子》、《老張的哲學》、《趙子曰》、《離婚》等組成了北平市民生活的人生風俗圖卷。被譽為現實主義巨匠的茅盾,在其《子夜》等作品中,用社會分析和階 級分析的方法,關注和表現大都市生活的沉浮與農村經濟的動盪破產,塑造了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等一系列堪稱經典的人物形象,場面宏大,人物眾多,對社會認識的 深刻與獨到令當時的文壇耳目一新。這一類的重要作品還有許地山的《春桃》與張天翼的《包氏父子》等。
30年代小說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就是「革命+戀愛」的小說模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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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作家蔣光慈(1901~1931,又名光赤)以寫情緒激昂的新詩踏入文壇,1926年 以後主要從事小說創作。他十分贊同早期革命文學的「文學就是宣傳」的文學主張。其中篇小說《少年飄泊者》和短篇集《鴨綠江上》充滿詩情與浪漫色彩,《短褲 黨》著力描寫上海工人的武裝起義,後期的中長篇小說《麗莎的哀怨》、《衝出雲圍的月亮》、《野祭》、《菊芬》、《最後的微笑》等開始描寫革命者的戀愛故 事,在革命題材的一貫粗豪的情感中注入浪漫的柔情,極力為革命者蒙上一層羅曼蒂克的面紗,內容不是革命如何戰勝戀愛、如何為戀愛所累,就是在革命中情感得 到昇華,形成了「革命+戀 愛」的概念化、模式化寫作,被稱為「革命的羅曼蒂克」。由於蔣光慈當時在普羅文學中有較大的影響力,而「革命」與「戀愛」又頗符合當時的一些革命青年的口 味,所以這種模式一經問世便在左翼文壇中迅速蔓延開來。類似的作品還有洪靈菲的《流亡》三部曲(《流亡》、《前線》、《轉變》),華漢(陽翰笙)的《地 泉》(又稱「華漢三部曲」,包括《深入》、《轉換》、《復興》),戴平方的小說《豐收》,樓建南(樓適夷)的《掙扎》、《鹽場》,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 面》、《到莫斯科去》等等。茅盾、瞿秋白等對普羅文學的這種「革命的浪漫諦克」曾給予批評。1932年 湖風書局重印華漢《地泉》,書前有易嘉(瞿秋白)、鄭伯奇、茅盾、錢杏邨和作者本人的五篇序言,批評「革命的浪漫諦克」,以倡導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這 是又一個新的錯誤)。瞿秋白指出,初期革命文學充滿著所謂革命的浪漫諦克,《地泉》的路線還是浪漫諦克的路線。「《地泉》還是新興文學所要學習的:『不應 當這麼寫』的標本。」華漢也認識到這是「把現實的殘酷鬥爭神秘化,理想化,高尚化,乃至浪漫諦克化。」茅盾將此概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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