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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應兆長於書畫等等，可謂“賢俊蔚興，人文郁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①。他們薈萃一堂，各以其學識專長，在不同的職任上，為《四庫全書》的編纂作出了貢獻。
第二節 規模浩大、控制嚴密的全書編纂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項規模空前的浩大工程，數百名優秀學者濟濟一堂，按照一定的取捨標準，對通過各種途徑集中到四庫館內的數以萬計的書籍，進行了甄別採擇，爬梳輯校，考訂辨正，整理編目的全面清理工作。經過將近十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包括著錄、存目在內總計收書達一萬多種的《四庫全書》的編纂，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既輝煌燦爛，又有深深時代印跡的篇章。
為了保證《四庫全書》的書籍來源和編纂質量，清政府動員各方力量，採取了多種途徑。除迭下詔諭，在全國大規模搜訪圖書，獎勵各地藏書家獻書，並決定從《永樂大典》中採輯佚書外，統治者還把搜書範圍擴大到宮廷所藏、皇帝敕撰以及社會上廣泛流傳的通行本。
清初，內廷各處如懋勤殿、摛藻堂、上書房、味腴書屋，都陳設書籍，以供皇帝隨時觀覽。特別是武英殿，庋藏各書不下千餘種。這些內廷藏書，以往學者是難以看到的，當時都被納入《四庫全書》的採擇範圍。四庫館僅先後兩次從武英殿挑選的各類書籍，總數就達九百餘種。
清代歷朝皇帝下令編纂的各種書籍，如順治時纂修的《易經通注》
①《揅經室三集‧紀文達公集序》，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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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時敕撰的《春秋傳說彙纂》，雍正時編成的《執中成憲》，乾隆初年纂修的《三禮義疏》等等。這些“敕撰本”，也都屬於《四庫全書》的收錄範圍。與此同時，乾隆還臨時下令纂修《歷代職官表》、《河源紀略》等一批著作，並將其全部抄入《四庫全書》以示隆重。
對一些社會上廣泛流傳的書籍，四庫館也有選擇地予以搜集，力求做到巨細不遺。綜觀通過各種渠道匯聚於四庫館中的公私藏書，包括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內府本、敕撰本以及通行本，總數約在一萬五千種左右（《永樂大典》不計在內），所謂“集中外之秘藏，萃古今之著述，搜羅大備，裒輯靡遺”①，為學者從事大規模的考校編纂工作，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和廣闊的天地。
一、《永樂大典》的輯佚真按：四庫全書與永樂大典
從《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是四庫全書館最早進行的一項工作。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學士劉統勳等人議定的輯校《永樂大典》章程，下令“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②。這樣，《永樂大典》的輯佚，便作為《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開展起來。
當時，《永樂大典》扃貯於翰林院典籍庫中，長年蛛網塵封，真批：又是加油添醋的句子 無人看管。軍機大臣接受朱筠的建議，派員前往查閱，發現貯存在庫者只剩九千餘本，“較原書少什之一，不知何時散佚”③。為了切實掌握《大典》存佚狀況，以便開展輯佚工作，軍機大臣指派擔任纂修的翰林官員，對《大典》進行徹底清查。纂修官根據原書目錄，一一開列現存各韻冊數及起訖卷數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多羅質郡王永瑢等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諭。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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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注明闕佚各卷數目，統計出《大典》“實存二萬四百七十三卷，共九千八百八十一本，外有目錄六十卷”①，共闕二千四百零四卷，一千餘本。盡管闕佚部分已無從查考，但這次全面的清檢工作，卻使沉晦多年的《大典》得以重見天日，並為輯佚的大規模展開打下了基礎。
由於《大典》號稱“遺編淵海”，卷帙浩瀚，頭緒紛繁，乾隆深恐纂修各官漫無別擇，致稽時日，特意規定了採輯標準：“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又“實在流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輯出“彙付剞劂”；“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祗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至於“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典要者”，則“不必再行採錄”②。根據乾隆的旨意，總裁很快擬定了辦理章程，將九千八百餘冊《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規定每天應閱冊數，以計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則各司其職，逐一檢閱，並與《古今圖書集成》互為校核，凡有符合採輯標準的書籍條目，即粘簽標識，送交繕書處“迅速繕寫底本”。底本繕成後，又對照原書，“詳細校正”，再“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然後呈送總裁。總裁“復加勘定，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其應刊、應抄各本均於勘定後即赶繕正本進呈”，至於“應刪者亦存其書名，節敘刪汰之故，附各部總目後”③。
在《大典》輯校工作中，最艱巨繁重的任務是把各冊輯出的零篇散帙排次成編。由於《大典》編排體例漫無條理，真批：以洪武正韻排纂，焉得謂之漫無條理.漫無條理者乃清人詆諆明人之辭爾！ 同一書的內容往往散見於各韻某字之下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摺。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諭。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辦理四庫全書處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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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各冊所輯內容大多不相連屬。對此，纂修官在與原文詳加校勘後，還根據各條內容，反覆考核辨證，並參照他書所引，多方拾遺補闕，然後排比編次，薈萃成書。如邵晉涵輯薛居正《舊五代史》，先據《大典》各韻所引“甄錄條系，得十之八九；復採《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國志》、《北夢瑣言》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宋史》、《遼史》、《續資治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並碑碣尚存者以資辨證，卷帙悉符原書，而考核更加詳備”①。又如《五曹算經》一書，“元明以來無刻本，散見《永樂大典》內，經文尚逐條完善”，戴震反覆詳閱，簽出《大典》所載各條，進而“參伍考校，俾還舊觀，遂為絕無僅有之善本”②。在眾多學者長年的辛勤工作下，數百種古書亡而復傳，蔚為大觀，充分體現了當時學者的輯佚成就和學術水平。
對《永樂大典》的輯校工作，乾隆始終十分重視，除規定採輯標準，嚴立辦理程限外，還親自決定各書的去留取捨。不僅所輯各書目錄必須經其過目之後才能開始工作，而且所有輯出的書籍，經總裁審閱後，還要“進呈御覽”，由乾隆最後定奪應刊、應抄或應刪各項名目。其中特別珍貴的輯本，乾隆並親加評詠，題詩簡端，以示對纂修官的獎賞和鼓勵。如戴震從《大典》輯出久已亡佚的“算經五書”，進呈後“皆有御製詩題其卷首，刊行宇內”③。邵晉涵所輯《舊五代史》，乾隆不僅題詩大加褒美，還明令列入正史，刊布學宮。對參與輯校工作的纂修諸臣，也與館內所有總裁、纂修、分校各員同樣
①乾隆《御製詩四集‧題舊五代史》詩注，卷三三。
②③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附載《戴震文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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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優厚的待遇，每日“特命內府司官辦給飲膳”，以便“飽食辦公，盡一日之長”①，並於“盛夏頒冰，隆冬給炭”，使之“促坐無虞寒暑攖”②。平時則經常“賞給緞匹、荷包、筆墨、紙硯，以示獎勵”③。除此之外，還特別加以拔擢晉陞，賜予官職祿位。如四庫開館即以學問淵博被特召擔任《大典》纂修的“五徵君”，其中原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皆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准其與壬辰（乾隆三十七年）科庶吉士一體散館”，原舉人戴震、楊昌霖則“作為進士，准其與乙未（乾隆四十年）科進士一體殿試”④。至如總纂紀昀、陸錫熊等人，並先後遷至內閣學士、光祿寺卿，總校陸費墀陞任少詹事，其他纂修各員，也都先後加官授職，或“以應陞之缺，列名在前陞用”⑤。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纂修各官輯校《大典》的積極性。
但由於輯佚本身是一項極為艱巨細緻的工作，再加上《永樂大典》卷帙繁重，編排紊亂，使得佚書的搜輯十分不易。乾隆卻以輯佚“係棄多取少”為由，一開始就嚴定程限，明令纂修各官“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誚汗青無日”⑥。”總裁迎合乾隆旨意，也一味求速，不問各冊應輯內容多寡，不顧編次考校費時，真批：此說有何根據？ 要求纂修各官每月至少閱看一百本，甚至一百六七十本，若不及百本，便覺遲緩，認為“如此辦法，告成無期”⑦。在主持者的再三督責下，纂修官不得不焚膏繼晷，日夜趕辦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諭。
②乾隆《御製詩四集‧彙輯四庫全書聯句》，卷一七。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諭。
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多羅質郡王永瑢奏摺。
⑤《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諭。
⑥《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諭。
⑦ 于敏中《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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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白天在館未能完成任務，只得私自將書攜歸，自行加班，有的竟因此積勞成疾，過早去世。這種情形，引起了纂修官的普遍反感乃至抵觸情緒，他們大多選擇內容集中、易獲成效的書籍加以搜輯，而把那些數量繁多、散見各冊的零篇散帙視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甚有主張“集部概行不辦者”①。”這就不能不給《大典》的輯佚工作帶來諸多遺憾之處，有的應輯之書未能輯出或未收入四庫，如宋、元兩《鎮江志》、《嘉泰吳興志》、《嘉定維揚志》、《奉天錄》、《九國志》諸書，均“業經輯出而未及進呈”②；《兼金合璧》、《晉史揮麈》、《悅生隨抄》、《采真集》等書，均已簽出卻未加輯佚。此外，還有不少重要佚書漏輯，嘉慶以後，學者就曾陸續從中輯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元河南志》等書多種。再就所輯各書而言，由於諸多程功迫令的限制，館臣大多只是根據《大典》所見加以排比編次，未能廣泛徵引參校《大典》以外的唐、宋各家著述，因而有的輯本不免闕略訛誤。如宋吳縝《五代史記纂誤》，館臣從《大典》中輯出三卷，其後吳蘭庭參校他書，補輯佚文四卷；唐林寶《元和姓纂》，館臣輯本釐為十八卷，孫星衍、余嘉錫等學者都先後從他書各搜輯到佚文數十條、數百條不等。至於館臣所輯各書本身，也存在著不少字句譌誤、條目漏輯的現象，僅集部別集一門，就有學者根據《永樂大典》殘本，對收入《四庫全書》的一百五十七種輯本作過拾遺補闕、訂譌糾謬的工作。然而，盡管存在這些缺陷，《永樂大典》的輯佚，仍不失為我國文化史上的壯舉，四庫館臣的功績是應當加以肯定的。
① 于敏中《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
②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永樂大典考》，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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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府書籍的辦理
內府所藏書籍，大多是前代流傳舊書，以及清歷朝皇帝敕令纂修的書籍。《四庫全書》開館後，這些內府藏書也都集中到翰林院西齋房，由總裁指定纂修官專職辦理。由於這些書籍或經官刻，或屬敕撰，因而纂修官的工作也有所不同。對那些為數眾多的官刻舊本，如乾隆初年校勘重刻的十三經、二十一史，大都直接送交武英殿繕寫，只有其中“舊刻顯然訛誤，應行隨處改正”者，才於“發寫之前”加以校閱①。至於敕撰各書，大部分也都直接發繕，但某些纂成較早的書籍，或由於不夠完善，或因情況有所變化，纂修官便奉令予以增補。如《大清一統志》，初纂成於乾隆八年，此後，清王朝陸續平定了準噶爾部以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割據，“開屯列戍，益廣幅員”，原書已無法反映清王朝疆域的實際情況。四庫館臣便根據乾隆二十年的重修本，再加補訂，“搜羅彌博”，“體例加詳”，使“九州之砥屬，八極之會同，皆可得諸指掌間”②。此外，某些原敕撰書籍，經乾隆再加“鑒閱”之後，又發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纂修官也根據乾隆的旨意，隨時予以改纂，決“不以已成之局而憚於改作”。如《通鑑綱目三編》，係乾隆初年張廷玉等奉敕撰。原書“惟以筆削褒貶求書法之謹嚴，於事跡多所挂漏。又邊外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襲舊文，無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譌”③。乾隆以“本朝撰定之書，豈轉可聽其訛謬”為由④，下令改纂。纂修官便“詳核史傳，補遺糾繆”，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辦理四庫全書處奏摺。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大清一統志》提要。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通鑑綱目三編》提要。
④《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八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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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一一改正譯音“誕妄”之處①，經乾隆“親閱鑒定”後始繕入《四庫全書》。與《永樂大典》的爬梳輯校工作相比，內府書籍的辦理比較偏重於改纂增補，特別是四十年以後，乾隆不斷下令臨時增纂一些書籍收入《四庫全書》，因而，部分館臣的工作重點也隨之轉入各種書籍的纂修，一直持續到乾隆末年。
三、進呈書籍的校閱
進呈書籍包括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以及通行本。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開館時，各省搜訪徵集書籍的工作剛大規模展開，四月以後，一些藏書家及朝廷各官呈獻的書籍才陸續送到，因此，進呈書籍的校閱工作開始略晚。當時，總裁見翰林院因辦理《永樂大典》和內府書籍，“所有房屋俱已充滿”，曾擬將原存放武英殿刊刻書板的敬一亭用作校書處所。但考慮到書籍的校閱工作隨時都有互相查核考證之處，便決定以翰林院內的寶善亭作為校閱進呈書籍的處所。這樣，輯校《永樂大典》為一處，辦理內府書籍為一處，校閱進呈書籍為一處，翰林院內原心亭、西齋房、寶善亭鼎足而三，先後開始了編纂《四庫全書》的繁重工作。
在《四庫全書》所收各類書籍中，進呈書籍所占的比例最大，因而纂修官的工作相應說來也最為繁雜。
（一）甄別
乾隆三十九年前後，各省進呈及私人進獻集中到四庫館的圖書，統計已不下萬餘種。盡管這些書籍在呈送之前，各地書局或專辦人員已經進行過初步的別擇，但仍不免珉玉雜陳，真偽混淆。因此，纂修官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對這些書籍進行全面的清理甄別，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通鑑綱目三編》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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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罕見之書”，下至“尋常著述”，均列入校閱單內，以供進一步校閱考核，斟酌去取。至於瑣屑無當，“倚聲填調之作”，或“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則摒棄不取。若發現有“顛倒是非”、“違礙悖逆”的書籍，也逐一剔出，開單呈送總裁，請示處理辦法。如翁方綱在檢查到明代茅元儀、高出等人的著述時，陸續發現有“違礙”之處，為此他專門請示總裁：“明人萬歷以後諸書，恐不止此，應如何商定劃一，請酌定，俾各纂修一體照辦”①。真按：翁方綱與四庫全書 至三十九年八月禁書諭令下達之後，纂修官對書籍的甄別日趨嚴格，許多書籍被劃入禁燬範圍，未能收入校閱單內。即使某些書籍開始未能看出“違礙”之處而列入校閱單，在下一步的校閱甚至此後的檢查中也被剔出銷燬。
（二）校閱
進呈書籍經過初步的清理甄別之後，總裁即根據校閱單分別發下，由纂修官進一步作詳細的考訂校閱。
版本鑒別，是校閱工作的首要任務。“書籍由竹木而帛，而紙，由簡編而卷，而冊，而手鈔，而刻版，而活字，其經過不知其若干歲，繕校不知其幾何人。有出於通儒者，有出於俗士者。於是有斷爛而部不完，有刪削而篇不完，有節鈔而文不完，有脫誤而字不同，有增補而書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②，造成同一書籍因鈔本、刻本不同而文字內容各異的狀況，有的甚至錯誤百出，嚴重影響讀者對書籍內容的理解。因此，選擇好的版本，是保證全書質量的關鍵。在這方面，纂修官做了大量鑒別、比較的工作，大體說來，“諸書刊寫之本不一
①翁方綱《四庫提要稿》卷二二，轉引自潘繼安《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述略》，載《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1輯。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已電子化.
②余嘉錫《目錄學發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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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擇其善本錄之；增刪之本亦不一，謹擇其足本錄之”①，從而使《四庫全書》所收數千種書籍，大多都是比較完善的本子，有不少還是絕無他本可以代替的珍本。真批：空話也！何不舉例以明之 ?
辨偽，是校閱工作的重要內容。古人著書，往往多所依托，後人不加辨析，乃至踵偽襲誤，以訛傳訛，造成傳世書籍真偽混雜的現象。特別是明代末年，學風空疏，士子習於抄襲剽竊，書坊刻書也常常改頭換面，任意增刪，致使“譌妄彌增，魚目混珠，猝難究詰”②。對此，纂修官進行了大量認真細緻的考辨工作。他們或綜合吸收已有的辨偽成果，定論確鑿，不容置疑；或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考辨深入，言之有據。如《子夏易傳》，舊題卜子夏撰，劉歆《七略》及《漢書藝文志》著錄，號稱年代“最古”的說《易》之書。但漢代以後，歷唐、宋、至清，歷代都有學者對它的作者及其內容提出懷疑。四庫館臣在前人論說的基礎上，進而條分縷析，窮源溯委，明確指出，其書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曾經多次偽托，唐代以前的傳本已屬偽本，唐時竟至兩種偽本並行；而當時流傳的本子，“不但非子夏書”，甚至也不是唐代的舊本，不過是一部“偽中生偽，至一至再而未已”的著作③。又如《文心雕龍》，歷代流傳，刻板極多。元代以後，“自至正乙未（元順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刻於嘉禾，至明宏治、嘉靖、萬曆間，凡經五刻，其《隱秀》一篇，皆有闕文”。但明末卻有人自稱得阮華山宋刊本，補入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風動秋草”一段，凡四百餘字。此段文字究屬原書闕文，抑或後世偽作？纂修官經多方考辨，認為其中明顯有抄襲他人著述的痕跡，“如‘嘔心吐膽’，似摭《李賀小傳》語
①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子夏易傳》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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