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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對18世紀社會歷史與學術文化的研究已成為一個新的領域，海內外從事歷史學（特別是研究四庫學）的學者對此都非常重視。中國18世紀的學術是以回歸“漢學”的形式對2000多年的傳統學術作了全面總結，形成了具有近代理性因素的乾嘉考據學。《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既是中國18世紀以前最為重要的學術文化史，也是乾嘉考據學的代表性作品。在步入21世紀的今天，《總目》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大進展，大多集中在對具體結論的辨證方面，匡謬補缺，碩果累累，而對於《總目》編纂的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
《四庫全書》和《總目》的編纂問題，均為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前者已出版多部專著，如郭伯恭的《四庫全書纂修考》、黃愛平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吳哲夫的《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周康燮主編《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等，單篇論文尤夥，代表性的有陳垣《四庫全書編纂始末》、張政烺《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王俊義《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序》、曹之《四庫全書編纂考略》、談蓓芳《四庫全書編纂和書籍的空前浩劫》等①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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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相形見絀，偶有涉及者，或局於一隅，或語焉不詳，迄今為止還未見一部專著問世。至於單篇論文，全面介紹分纂官提要稿的有羅琳的《四庫全書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②。關於翁方綱的有潘繼安《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述略》③、《記翁方綱四庫全書提要（未刊）稿》④、沈津《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⑤、吳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發微》⑥、吳格及樂怡《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流傳與研究》⑦、鄧愛貞《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序》⑧、陳先行《影印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弁言》⑨、滝野邦雄《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檢■■■■》①等真按：國無！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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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詳見林慶彰主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第43~51頁。
② 羅琳說：“‘總目提要’對‘分纂提要’入其著錄部分的，一般在內容上都有所補充；而對入其存目部分的提要，一般在內容上都有所刪減。如《勉齋遺集三卷》，‘總目提要’作《勉齋遺稿三卷》入別集類存目二，只有邵晉涵的五分之一；又如《君臣相遇錄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總目提要’ 作《君臣相遇錄十卷》入傳記類存目一，只有姚鼐原稿的一半。可見邵晉涵和姚鼐並沒有將這兩篇提要當作存目部分提要來寫。分纂官對六種途徑匯集來的書是一視同仁地纂寫提要的，在纂寫‘分纂提要’ 時並沒有著錄和存目這兩個概念，顯然，著錄或是存目這兩個概念是以後的事。”按：此說以偏概全，不能成立。“總目提要”對“分纂提要”的增補或刪減，並不視其是著錄還是存目。從《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來看，分纂官當時所纂存目部分提要稿大多非常簡單，《總目》後來一般都增補了相應的評論。“對入其存目部分的提要，一般在內容上都有所刪減”的說法，只是一種簡單枚舉，缺少統計學的支持。另外，著錄和存目這兩個概念並不是後起之事，分纂官在纂寫提要稿時首先必須提出著錄或存目的建議。
③ 《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1期。
④ 《圖書館雜志》，1982年第4期。
⑤ 沈津：《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年。
⑥ 《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285期（1994年第8期）。
⑦ 《兩岸三地古籍與地方文獻》第75~84頁，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編，2001年。此文係復旦大學圖書館樂怡女士提供，謹致謝忱。
⑧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卷首。
⑨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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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邵晉涵的有劉漢屏《略論〈四庫提要〉與四庫分纂稿的異同和清代漢宋學之爭》②；關於姚鼐的有季秋華《從〈惜抱軒書錄〉看纂前提要與纂後提要之差異》③、杜澤遜《讀新見姚鼐一篇四庫提要擬稿》④；關於余集的有李祚唐《余集四庫全書提要稿研究價值淺論》⑤；關於程晉芳的有杜澤遜《讀新見程晉芳一篇四庫提要分撰稿》⑥；關於戴震的有方利山《戴震全集和“四庫”有關提要》⑦。以上論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總目》編纂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作了初步探討，對於深入研究該問題應該說也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但是，由於該問題涉及面很寬，材料也非常分散，無疑給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不便。無論就其深度還是廣度，都還遠遠不夠，迄今為止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總目》的編纂問題確實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也是四庫學研究的一大“瓶頸”。《總目》的作者問題不解決，其思想歸屬問題則無從談起。關於《總目》的作者問題，大約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曰館臣集體之意志，主此說者有李慈銘⑧、胡玉縉⑨、來新夏⑩、沈津⑪等人；二曰紀昀“一人之私見”，主此說者有劉權之⑫、朱珪⑬、
① 和歌山大學經濟學會《經濟理論》第272號（1996年7月）。
② 《歷史教學》，1979年第7期。
③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9年第5期。
④ 《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3期。
⑤ 《學術月刊》，2001年第1期。
⑥ 《圖書館建設》，1995年第5期。
⑦ 《徽州社會科學》，1988年第3～4期。
⑧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⑨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子夏易傳》條。
⑩ 來新夏：《古典目錄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58—259頁。
⑪ 沈津：《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年。
⑫ 劉權之：《紀文達公遺集序》。
⑬ 朱珪：《知足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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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①、江藩②、黃雲眉③、張舜徽④、周積明⑤、楊晉龍⑥等人；三曰清高宗“欽定”，昌彼得⑦等人皆主此說。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富有參考價值和啟發意義，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以上幾種觀點的某些局限性逐漸凸顯出來，其中最明顯的局限，就是以往的觀點無法涵蓋所有材料。現在由於大量新的材料的發現，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這一重要問題，並且完全有可能將四庫學研究推向深入。
本書試圖詳盡地考察《總目》的編纂過程，進而論及《總目》的作者及其相關問題，為深入研究《總目》、解決懸而未決的難題展開新的探索。
本書的學術價值大致有三：第一，本書是四庫學研究的基礎課題，對於了解《總目》的作者及思想歸屬有重要意義。第二，本書是清代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研究的相關課題，對於研究乾隆王朝以及18世紀的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無不具有重要價值。第三，本書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書主要探討《總目》的編纂過程，分析現存四家（翁方綱、姚鼐、邵晉涵、余集）所纂四庫提要稿與《總目》的異同，弄清其他館臣（包括分纂官、總纂官、總裁官等）在《總目》編纂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討論清高宗對《總目》的主控作用。
本書的預期目標為：盡可能“竭澤而漁”地占有材料，梳理《總目》的編纂背景資料，為歷史上爭論已久的《總目》的作者歸屬問題作最終解決
① 阮元：《紀文達公遺集序》。
②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紀昀》。
③ 黃雲眉：《從學者作用上估計四庫全書之價值》，《史學雜稿訂存》，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
④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72—277頁。
⑤ 周積明：《紀昀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70頁。
⑥ 楊晉龍：《王士禎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地位初探》，《中國文學研究》1993年第7期。
⑦ 昌彼得：《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考》，《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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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一系列相關問題提出一孔之見，具體而言，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首次揭示的新材料
1．《海島算經》提要為戴震所撰。
2．《夏侯陽算經》提要原稿亦出戴震之手。
3．《水經注》提要係館臣揣摩清高宗詩文後修改潤飾而成。
4．首次從《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發現三份檔案材料記載了永樂大典本分纂官姓名。
5．首次從《噉蔗集》中發掘出《宋朝事實》、《燭湖集》、《庸庵集》三篇提要稿。
6．首次對《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1180餘條提要稿進行窮盡性研究。
7．探討《翁稿》所保存的毀書資料，為研究清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提供鮮活的史料。
8．探討《南江書錄》的史料價值。
9．探討《惜抱軒書錄》的文獻價值。
10．總結沈叔埏為《總目》的纂修所作的貢獻。
二、首次提出的新觀點
1．首創乾嘉考據學派新的二分法，即分為民間學派與皇家學派。
2．首倡“《四庫全書》即儒藏”說。
3．首倡“學分漢宋本乎氣質之殊”說。
4．首倡“紀（昀）真按：紀昀 陸（錫熊）真按：陸錫熊 齊名”說。
5．翁方綱是兼綜漢學、宋學的代表。
6．“著錄標準”與“存目標準”、“存目標準”與“禁毀標準”是兩組不同性質的概念。“著錄”與“存目”的分野主要是學術標準，而“存目”與“禁毀”的分野主要是政治標準。《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六條禁書標準為：因其人而廢，因其書而廢，因本朝而廢，因前朝而廢，因名教而廢，因“淫穢”而廢。
7．《總目》書類提要可能多出自程晉芳之手，經部三禮類提要多出自任大椿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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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總目》經部易類提要經紀昀審定，子部醫家類提要經陸錫熊審定。
9．《樂庵語錄》並非偽書。
10．《太平十策》並非偽作。
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向前有所推進的新結論
1．李慈銘認為“經部屬之戴東原”，確實純屬虛構。
2．“天文算法類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說”缺少實證。
3．將十四篇被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卷首提要理所當然地視為戴震之作的做法是不妥當的。
4．永樂大典本成於眾手，過去僅歸功於周永年一人的說法影響很大，但不能成立。
5．“周氏公式”——《四庫全書總目》的■紀昀的——只是一種大膽的假設，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
6．分纂官提要稿與《總目》的關係錯綜複雜，前人所論多不足為據。
7．《進表》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應該重新估價。
8．四庫存目標準是客觀存在的。
9．“史部屬之邵晉涵”、“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等說法均缺少事實根據。
10．把漢宋之爭還原為“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的說法難以成立。
四、通過本專題研究發現的新課題
1．加深乾嘉考據學派的研究。
2．加大《四庫全書》文本研究的力度。
3．加快制定《中華民族文獻保護法》。
以上所述，僅舉大者。總之，材料上力求廣泛占有，方法上注重將文獻考證法、文獻比較法、文獻計量法等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自信本書的撰寫，對於四庫學的研究不無些微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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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編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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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過程以往被簡化了，其實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一）分纂官起草。這是《總目》編纂的起步階段。四庫館中纂修官大多數可能都參與了提要起草，那些負責具體工作的督催官、收掌官、監造官可能沒有參與此事。（二）總纂官修訂。在四位總纂官中，以紀昀與陸錫熊二人貢獻最大。但是長期揚紀抑陸，未見公允。（三）總裁官裁正。在《總目》編纂過程中，總裁官們發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于敏中，他曾用書信方式與陸錫熊、紀昀等人反復討論《四庫全書》及《總目》編纂事宜。（四）清高宗欽定。①以上四個方面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具體作用，下面我們將分別加以考察。只有以此為切入點，才能對《總目》的作者問題、思想歸屬問題作出準確的判斷，並對此橫斷面的學術、思想與文化有所了解。
① 參見拙著《〈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第一章，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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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分纂官與《四庫全書總目》
現存分纂官提要稿最多的是翁方綱，其次是姚鼐、邵晉涵、沈叔埏，擬將他們四人放在本書下編部分，本章不予討論。本章依次考察戴震、余集、周永年、劉權之、鄒炳泰、任大椿、張羲年、程晉芳在《總目》編纂過程中的作用。
一、戴震與《四庫全書總目》
戴震（1724—1777），字慎修，又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荐先生于上，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待召，曠典也。奉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師”。①戴震《與段玉裁書》有云：“及今秋之仲入都門……僕此行不可謂非幸邀。然兩年無分文以給旦夕，曩得自由，尚內顧不暇。今益以在都，費用不知何以堪之。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于《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
①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載《戴震文集》附錄，第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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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於今者，足寶貴也。”①時為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有人認為四庫“經部屬之戴東原”，也有人認為“天文算法類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戴東原先生年譜》與《戴震全集》均將被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儀禮集釋》等十四篇永樂大典本的卷首提要理所當然地視為戴震之作。以上說法都曾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第一種說法雖然經過一些學者反駁，但仍然有人還在引用②；後兩種說法則無人懷疑。本節擬對上述三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進行一番澄清。
（一）駁“戴震主經部說”
晚清著名文士李慈銘認為：
《四庫總目》雖經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各集其所長。③
今人吳哲夫反對此說，他認為：
李氏說法未必真確，今考聚珍版各書提要于總校官之後有分纂官姓名，于該書作者，略可藉以考得，東原所撰提要如《儀禮集釋》、《儀禮釋宮》、《儀禮識誤》、《大戴禮記》、《方言注》等，雖為經部，然《水經注》則屬于史，《項氏家說》、《孫氏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夏侯陽算經》等，又屬子部，故東原未必專主經部。④
① 陳柱：《戴東原遺札真跡考證》，《清儒學術討論集》第1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不詳），第32—33頁。
② 李學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③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④ 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年，第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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