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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和散文集《敵後瑣記》就是此行的收穫。

　　《困獸記》是寫於1943年與1944年 間，小說出版前曾以《奈何天》、《兩家庭》為題於《文藝雜誌》、《青年文藝》發表，表現「四川某小城鎮中一群知識分子，在抗戰初期的熱情消退之後陷入無法 自拔境地的苦悶抑鬱生活。小學教師田疇、牛祚等不甘寂寞，準備搞一次暑期演劇活動，但終因不容於當局而歸於失敗。在煩悶中發生了田疇、吳楣、孟瑜三人的家 庭愛情糾葛，結局只是各各受到傷害。作品從客觀環境的壓迫和知識分子主觀思想狀態兩個方面，深刻揭示了造成這種悲劇的社會原因，真實地反映出部分進步知識 分子共同的抑鬱、憤怒、苦悶和追求，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還鄉記》完成於1946年。 小說以戰時四川農村的社會現實生活為背景，通過青年農民馮大生從國民黨軍隊逃回後的遭遇與鬥爭，深刻地反映了在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的情形下階級矛盾的尖銳 性。馮大生被迫賣了壯丁，逃回故鄉後發現妻子已被霸佔。他試圖個人復仇，經過多次碰壁，終於丟掉幻想，從切身體驗中認清了政治污濁的真面目。小說以馮大生 的再次逃出故鄉結局，顯示了馮大生思想的發展和成熟。小說反映了國民黨政權的罪惡本質和在抗戰後期處於動盪中的農村的複雜關係，展現了馮大生由個人反抗走 向集體鬥爭的思想歷程。

　　抗戰勝利前後及國共戰爭時期，沙汀有短篇小說集《呼嚎》（1947年）和《醫生》。

第二節　《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創作歷時五年（1944～1948），是老舍作品中規模最大的長篇巨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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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一百章，80餘萬言；分三部，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寫於抗戰時期，並開始於報上連載，出版於抗戰勝利之後，第三部《飢荒》寫於勝利後赴美講學期間，1949年曾在美國出版節譯本，書名為《黃色風暴》，被譽為「好評最多的小說之一，也是在美國同一時期所出版的最優秀的小說之一。」⑥1982年才得以全貌為中國讀者所知。

　　這部以古都北平廣大市民的亡國之痛為題材而寫成的被征服者的痛史、恨史、憤史，在反映全民抗戰的現代文學作品中，堪稱別開生面的力作，彌補了抗戰文藝中反映市民生活的不足，在老舍的創作歷程中是一塊高聳的界碑。它以新的超越標示著老舍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成就。

　 　與一般同類題材的作品不同，《四世同堂》並沒有著重暴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描寫他們殺人放火、奸淫 虜掠的劣跡，而是通過描寫戰爭八年之間，故都北平家家戶戶，每日每時都經歷著的痛苦與屈辱的境遇和精神折磨，從而有力地鞭撻了那些瘋狂崇尚武士道的戰爭狂 人和「有奶便是娘」的民族敗類，代表著中國人民發出了強烈的控訴。

　　小說選取北平西城一條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作為故都這座「亡城」的縮影，以舊式商人祁天佑一家四代的境遇為中心，展開了廣闊的歷史畫面與錯綜的故事情節。據考，小羊圈胡同正是老舍本人的出生地，以它為作品的背景無疑寄託著作者的家國之痛。

　　小說真實反映了北平人在外族侵略者的統治下靈魂遭受凌遲的痛史，剖示了他們封閉自守、苟且敷衍、惶惑偷生的思想精神負累，並進而對民族精神素質和心理狀態進行了清醒透剔的反省，提供了映現40年代淪陷區人民心態的一面鏡子。正因為《四世同堂》這部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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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恨敵人的凶殘，恨民族敗類的無恥，而目也恨「國民性」，恨國民的惶惑與偷生，這就使作品的愛國主 義顯示出了不同凡響的音調與難得的深度，它沒有停留在膚淺的抗敵愛國、民族自尊的表層意義上，在貌似滯緩蹣跚的生活裡折射出時代之光。祁天佑老者為侵略者 的槍炮打碎了他安度晚年的希望而痛苦，他雖僅求安分守己和一家人的溫飽卻不可得，祁瑞宣儘管也有報國之志，又被家庭倫理的繩索拖住了後腿，而祁瑞豐，竟恬 不知恥地倒入了敵人的懷抱，成了漢奸。戰爭像一塊試金石，考驗著北平的每一個人。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亡國奴」的奇恥大辱與深刻痛苦也咬嚙著他們的良知， 然而更多的卻是「惶惑」和「惶惑」中的「偷生」！作者在揭示這一切時候，筆尖上「滴出了血和淚」。

　　《四世同堂》和《駱駝祥子》的基調不同，如果說《駱駝祥子》是對一個奮鬥、抗爭者被毀滅的嘆息，那麼，《四世同堂》就是激勵人民起而奮鬥、起而抗爭的吶喊，它顯示了抗戰期間參加了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的老舍在40年 代思想的長足發展。這表現在老舍的作品中，以飽滿的熱情和信念，反映了北平下層人民緩慢而艱難的覺醒過程，讚揚了他們以多種方式表現出的反抗意識和反抗行 動。處世謹慎的祁老者也敢於橫眉怒斥侵略者和民族敗類，往日閉戶讀書的詩人錢默吟雖身陷囹圄卻堅持操守氣節，青年司機錢仲石勇敢地與敵人同歸於盡，連農民 也拒用偽幣，學生雖然被迫參加敵偽組織的遊行卻誰也不肯舉校旗，相聲藝人則巧妙地以隱語宣洩對敵人無情的譏剌……有些事情雖然細小，卻體現了中華民族不甘 淪為亡國奴的精神。

　　老舍最熟悉北平市民社會，他曾為新文學的人物畫廊貢獻了祥子這樣令人難忘的城市貧民的形象，而《四世同堂》在人物塑造上比《駱駝祥子》有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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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突破以《駱駝祥子》、《月牙兒》為代表的每部作品一般集中塑造一兩個人物的構思框架。在《四世同 堂》中表現了開闊的視野和宏大的氣魄，推出了幾個市民形象系列。全書描寫了一百幾十個人物，其中重要的也有三四十個。以祁家為主，冠家為輔，而錢家則穿插 其間，旁及幾個大雜院中的家庭，一類屬小康之家，一類是處於最底層的個體勞動者。芸芸眾生中，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貧民三大形象系列，最為突出。而在 這些形象系列內部，又有各種不同個性、不同傾向、走了不同道路的差異。

　 　祁老人是四世同堂的祁家的長者。他思想守舊，膽小怕事，頑固地想照陳舊的法規維持全家族的生活。當 侵略者點燃的戰火燒到家門口的時候，他還一廂情願地力圖保住自家的安寧。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他似乎置若罔聞，卻為廟市上沒有了兔兒爺傷心良久。他持有傳統 觀念的偏見，瞧不起大雜院的普通人家。當戰爭初起時，他認不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但隨著殘酷的戰爭現實擊碎了他想在戰火硝煙中安度晚年的幻夢，他的心中逐 漸萌生了仇恨和反抗的種子，並敢於怒斥侵略者的罪惡和賣國者的醜行。老一輩北平市民覺醒的過程，在祁老人身上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反映，使這個人物顯得血肉豐 滿、光彩照人，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

　 　錢默吟與祁老者有同有異。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曾經是個名士氣十足、埋頭於詩書花草之中的老夫子， 「好像一本古書似的……寬大、雅靜、尊嚴。」後來，他卻勇敢地跨入了反抗者的行列，與以前的他判若兩人。可惜作品沒有能真切地寫出錢默吟這種轉變的內在心 理依據，顯得有些突兀，形象似有失真之處，不如祁老者那樣自然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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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瑞宣作為四世同堂的祁家的第三代，既有從老一代市民身上留下來的性格特徵，又接受了前輩所不曾接 受過的新式教育，這就使他的內心和行動都充滿了矛盾。他是祁家的長房長孫，在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來自新與舊兩方面的作用力。他善良、正 直，具有愛國思想，卻又軟弱忍從，受著傳統文化思想的束縛：既想盡孝，又想盡忠，只得在不能兩全的境地中優柔寡斷、苦悶不已。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家庭觀念 與民族意識之間的矛盾，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愛國思想還是佔主導面。存在於他周圍的愛國救亡的激流有力地沖激著他，教育著他，他終於從矛盾、苦悶中得到解脫， 走上反侵略的新生之路（甚至為地下革命刊物寫稿）。瑞宣從苦悶中覺醒走向反抗的過程，是體現在他身上的國民精神弱點被逐漸清除的過程，是他不斷擺脫傳統文 化影響的過程。在他的身上寄託著老舍對苦難民族在戰爭的血與火中自救新生的希望。因此瑞宣是一個不同於也是長房長孫的覺新的典型形象，成為老舍市民形象系 列中有獨特新意的創造。其豐厚的思想內涵，堪與祥子並論。瑞宣的弟弟瑞全是個熱血青年，在瑞宣的支持下，他較早地覺醒，較早地走上反抗的道路，在他的身 上，寄託著作者的熱情和理想，這新生的一代是四世同堂的祁氏家族的未來和希望。不過，這個形象的塑造，也與錢默吟一樣，傳奇化，顯得不是那麼血肉豐滿，真 切自然（瑞全處決過去戀人的情節，真實感就不強）。

　 　瑞豐這個祁家的敗家子（也是民族的敗類）與小說中另一個人物冠曉荷刻畫得相當成功，並不臉譜化。老 舍懷著對這類蛆蟲的極大鄙夷，剔挖出這些醜類骯髒發臭的靈魂，達到了一定的深度。祁瑞豐一身的市儈氣，卻想附庸風雅；冠曉荷一肚子的小算盤，卻收穫不多， 兩個漢奸都俗不可耐，結局也同樣地不妙，但都有自己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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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不會混同。冠曉荷的老婆大赤包，粗鄙、勢利、沒心沒肝、奸詐狠毒，也被作者剝露得入骨三分。作品中的其他漢奸形象塑造，也都互不重複，在全書宏大的結構中起著各自的作用。

　 　小說中還有一批生活在淪陷區故都最底層的貧苦市民。在國破家亡的年頭，他們有著更多的痛苦，更多的 屈辱，還有寒冷、飢餓，他們飽嘗了亡國奴的苦楚。在這些最普通、最平凡的老百姓身上，既有著自尊自重、誠實仗義的美德，又有著忍辱偷生、敷衍苟且等等的陋 習，作者都給予了恰如其分的表現，同時也透視出蘊藏在他們心中的復仇的憤火。人力車夫小崔的形象，最能代表下層市民的反抗意識。小崔的反抗不無盲目之處， 他的思想中也不乏傳統倫理觀念，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小崔對敵人沒有絲毫的糊塗認識，他看清了祁瑞豐、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這些 漢奸的真面目，絕不與他們同流合污，絕不給他們一點方便，最後，他被無辜地殺害了。在小崔的身上，普通老百姓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閃耀出光彩。

　 　這部作品幾乎跨越了八年抗戰的全過程，從珍珠港事件爆發到日本侵略者繳械投降，它都有或直接或間接 的反映，這是就時間跨度而言；從空間範圍來說，它的筆觸遍及北京的小胡同、大雜院、街頭、城郊、鄉村、廣場、商店、戲院、監獄、刑場、旅館、妓院、古廟、 學校乃至日偽機關、大使館……簡直就是一幅淪陷了的北平社會的全景圖。這種全景式、多線索的廣闊場景，突破了老舍過去長篇小說（更不用說中、短篇了）大多 寫一、兩個主要人物，只用一條主線的格局，在廣度、深度、力量和氣勢上都富有史詩的氣魄。它的鏡頭雖然只集中對著一個具體的、特定的、有限的小天地，那個 名不見經傳的小胡同，卻牽連著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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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天地中見出了無限的風雲。在人物關係的設置上，它以小羊圈胡同中的祁家四代人為中心，呈輻射 型、網絡狀展開。間以多重矛盾，既有中國人民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又有維護民族尊嚴者與出賣民族利益者的矛盾，也有同一個家庭內部的上與下之間、正與邪之 間的矛盾，還有同一市民階層中的其他矛盾，紛繁錯雜，頭緒繁多，但結構嚴謹、勻稱、完整，修剪得恰到好處，脈絡清楚，敘事寫情極有層次，充分顯示了作為長 篇小說大家的雄健的筆力。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老舍大量運用人物的對比法，祁老者與錢詩人，都是老派市民，但是他們的處世待人、氣質修養、以及他們對敵人 的反抗方式，都不相同。同是祁家的第三代，祁瑞宣、祁瑞全、祁瑞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弟兄分道揚鑣，性格也判然有別。即使在大赤包與冠曉荷之間，兩個漢 奸，面目、作派的區別也很明顯，至於同住大雜院的下層群眾和相與為鄰的漢奸賣國賊之間，更是涇渭分明。

　 　《四世同堂》鮮明的特色是有比較濃厚的文化反思色彩。作為小說中心的祁家，實質上是中國封建禮教堡 壘的象徵，祁老者引以自豪的四世同堂正是傳統家庭倫理的理想結構。老舍抓住了維繫這個堡壘的內在文化紐結，把它置於小羊圈胡同的具體環境和民族抗戰的歷史 文化背景上加以表現，對體現了民族文化精髓的北平文化進行了沉痛的反思。小說以明確的批判意識揭露了浮游在北平市民中的民族劣根性，以理性審視的目光，對 「民族的遺傳病」作了穿透性的剖析。企望在戰火中焚毀國民的劣根性，顯示了改造與重塑「國民性」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選擇的小羊圈胡同就成了北京 近代思想文化變遷的縮影。即使在冠曉荷、大赤包這類人身上，作者也沒有放棄從文化的角度對他們加以觀照。他稱冠曉荷「是北平文化裡的一個蟲，可是他並沒有 鑽到文化的深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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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化只有一張紙那麼薄。」老舍對國民性根源的剖析不能說已經非常深刻、準確，但《四世同堂》對於獨具韻味的多層次的北平文化的描寫與議論，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歷史感和文化感。

　 　《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著作者強烈感情傾向的作品。老舍認為，小說應該成為「感情的紀錄」。創作這 部作品的時候，老舍遠在重慶，對故鄉北京深切真摯的愛戀與懷念，是這部作品創作的原動力之一。《四世同堂》展示的四世同亡的悲劇所觸發的哀痛，使作者感慨 深沉，又於深沉中見激憤，憤懣中透出傲然正氣和壯烈情懷。

　　幽默沒有成為《四世同堂》的基調，雖然作品中也有對下層市民充滿生活情趣的帶有幽默感的描寫，但幽默作為一種基調顯然是與作品選擇的血與火的背景不相協調的。而老舍以辛辣的諷刺、漫畫式的誇張對漢奸們無情地暴露、鞭撻，收到了強烈的效果。

第三節　《寒夜》

　　《寒夜》是巴金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這是巴金繼《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之後的又一部力作，也標誌著作家在藝術上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作品動筆於1944年一個寒冷的冬夜裡，完成於1946年12月31日。書中寫了一個小公務員的生離死別、家破人亡的悲劇，並且通過他揭示了舊中國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暴露了抗戰後期的黑暗現實。

　　作品裡的人物並不多，主要人物僅三個：汪文宣和他的母親以及妻子曾樹生。他們都是讀書人，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擔任校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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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樹生則在私立大川銀行裡當職員。抗戰期間，一家人從上海來到四川。然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他們 的生活每下愈況，這種困苦的環境加深了婆媳之間的不和，於是汪文宣便處於兩頭受氣的地位，這種家庭糾紛再與冷酷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就成為汪文宣的不可抵 抗的沉重壓力，他生了肺病，但是他還掙扎，還敷衍，還捱著日子過。然而妻子畢竟離開了他，單位裡也把他辭退了，他的生命之血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流去。就在宣 布日本投降、歡慶抗戰勝利的日子裡，他孤寂地死去了。

　 　作品出色的現實主義成就主要表現在：善於通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瑣事揭示重大主題，從而表現出作家非 凡的藝術功力。巴金在《寒夜》裡描寫了小公務員汪文宣的生活。它的最大成就在於詳盡細膩地描寫一個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現了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病態靈 魂，並以異常冷峻的筆調剖析這個家庭悲劇的社會原因。汪文宣過去是上海某大學教育系畢業的大學生，曾有過高尚的理想和宏偉的抱負。他為人正直，絕不願巴結 上司；他善良，即使身陷困境也還要關心朋友，同情在寒風中瑟縮的流浪兒；他愛國，直至生命最後一息還念念不忘抗戰的勝利……然而他又是個有著病態心理、人 心分裂的人。他自卑自戕自輕自賤，當妻子被別的男人帶走時，他都不敢出面阻止；他在家庭鬧糾紛時，只敢自己打自己；他自己毫無主見，一切都要看人眼色行 事……作家正是通過汪文宣性格的扭曲來尖銳抨擊萬惡的舊社會的，因為人的性格是社會關係的反映，汪文宣的卑怯懦弱以至變態也正是當時小公務員卑微社會地位 的反映。他的死首先來自物質方面的社會原因：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國民黨官員的橫徵暴斂、大肆搜刮，造成了他生活的極度貧困，以至最終累得吐血；其次才是 家庭的精神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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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後方風氣的腐敗促使他的妻子曾樹生給人家當「花瓶」，從而造成了家庭內部的不和，無休無止的爭吵造成他極度的心靈痛苦。這樣，巴金就在這個小公務員的悲劇中總體揭露了政治的罪惡，從而使作品具有極大的批判力量。

　 　作品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發掘，尤其是病態心理的刻畫達到了異常細膩深刻的程度，它表明作家已掌握了 「心靈的辯證法」。在《寒夜》裡，人物的心理描寫再不是靜態的、孤立的，而是透徹地揭示了那些隱秘的心理過程，並且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動是怎樣在對立的情 勢下運動的。比如，曾樹生決定離家去蘭州，這個決定是在各方影響下做出的，然而這些影響卻常常使她的心理朝著相反方向運動。當她回家徵詢丈夫意見時，出乎 意外的是丈夫同意她走，而這反倒使她猶豫了，反倒促使她違心地說出「我不走」這句話來。

　 　對現實社會生活解剖的深刻，對人物內心世界發掘的細膩，這兩方面是《寒夜》現實主義成就的最重要部 分。對人生的深入理解，使巴金本時期的現實主義藝術更靠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契訶夫。契訶夫曾說過「寫蘇格拉底比寫小姐或廚娘容易」，契訶夫善於從生活中小 人物、卑瑣人物身上，從那些日常的、平淡無奇的生活瑣事中挖掘出人生的悲劇性衝突。而汪文宣，不由令人想起契訶夫《一個小公務員的死》裡的切爾維亞科夫。 巴金掌握了由果戈理開始，經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發展，繼而由契訶夫做出傑出成就的俄羅斯現實主義精神與藝術。他透過汪文宣的悲劇，不是指責任何個人，而是譴 責制度。巴金說：「契訶夫首先譴責的不是個別的主人公，而是產生他們的社會制度；他悲悼的不是個別人物的命運，而是整個民族——祖國的命運。」⑦「他通過 他那些『小人物』寫出了他那個時代和社會的病史。」⑧陀斯妥耶夫斯基善於描寫那些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人物的卑瑣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