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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案《太史公自序》又云，“遷為太史令，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云，“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則此節所云“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者，指秦時國家所藏之書散亂失次也。《秦本紀》敘李斯焚書奏云：“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則秦之史官及博士官，尚有藏書矣。故鄭樵《通志‧校讎略》云：“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未嘗無書籍也。”《蕭何傳》云：“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藉”，疑亦指蕭何收書事言之。下文廣開獻書之路，非一時事。又《刑法志》云：“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張蒼傳》云：“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又云：“遷為計相，漢六年。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任敖傳》云：“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至于為丞相，孝文四年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藝文志》陰陽家張蒼十六篇。《叔孫通傳》云：“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真按：瀚典斷為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 群臣飲爭功，上患之。通說上曰：臣願頗采禮，真按：瀚典作臣願頗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是則蕭何之律令，張蒼之章程，叔孫通之禮儀，皆是以秦之圖籍為本。韓信所序次之兵法，當亦是得之于秦，故太史公同敘之于秦圖籍散亂之下。以《史記》與《漢書》志傳合觀之自明。班固移大史公語入《高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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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以陸賈造《新語》一句，實則《新語》乃賈所自追，與秦之圖籍無與，非太史公之意也。或謂秦既燒《詩》、《書》、百家語，安得兵書獨存。考《秦本紀》云：“侯生、盧生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然則秦之所去特彼以為不中用者耳。始皇暴主，蕭何刀筆吏，其視兵法自較《詩》、《書》為有用，故始皇不燒之，何又從而收之也。韓信之死在高祖十一年，其與張良序次兵法，又在其前數年。當在六年貶淮陰侯以後。其時去秦亡未久，而得兵法乃至百八十二家之多，此豈老屋壞壁中所能得者哉？故余謂官校書籍自高祖時始，真批：或有謂秦燔圖書，但民間者，而官書宮藏者具存也！愚以為然. 班志言之甚明。而《七錄序》、《隋書‧經籍志》、《玉海‧藝文類》、《通考‧經籍考》及其他諸書，凡敘經籍源流者，皆無一言及于此事，不可謂非失之眉睫之前者矣。
又案《漢書‧高紀》“張蒼定章程”注引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考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周禮‧保氏》注“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賈疏云：“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重蓋夕桀勾股，漢法增之。今九章以勾殷替旁要。”劉徽所謂校其目與古或異者指此。而所論者多近語也。真按：疑為椉之訛！ ”《九章算術》內有長安上林之名，乃漢人之語，故曰近語。《四庫提要》卷一百七疑“上林苑在武帝時，蒼何緣預載”，不知此耿壽昌語也。徽《序》見《九章》卷首，其說與如淳合，據顏師古敘《漢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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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淳亦魏人，則與劉徽相去不遠。知所謂《章術》者即《九章算術》。今所傳劉徽所注，猶是張蒼重定之本，疑蒼之定章程，亦兼校定古籍。秦時所遺柱下方書皆嘗序次，不獨自著書，猶之韓信自有書三篇，而兵法三十五家皆其所序次。惜他無證據，姑從闕疑。
劉向奏上群書，皆“條其篇目，撮其旨意”，謂之書錄。而《漢志》云武帝時軍政楊僕紀奏兵錄，兵錄者兵書之錄也，其體例當與劉向書錄同。然則僕校兵書，已有奏上之敘錄，亦以明矣。志言：“孝武帝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注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考《武帝本紀》，此詔在元朔五年，僕之奏兵錄當在是時。時方大舉伐匈奴，以兵事為急，故僕校上兵書。至其他經傳諸子，既置寫書之官，亦當有校讎之事，特不知曾否著錄也。
《漢書‧武帝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荐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儒林傳》亦載此詔。蓋置博士弟子與藏書寫書皆一時之事，紀、志、傳分紀之。
案《酷吏楊僕傳》但言“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稍遷至主爵都尉”，不載其為軍政之官。軍政《百官表》不載，惟《胡建傳》云“守軍正丞”，注“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考《百官公卿表》于元狩四年書“中尉丞楊僕為主爵都尉”。中尉丞秩千石，主爵秩二千石。蓋由御史遷軍政，再遷中尉丞，然後為主爵都尉，故言稍遷。元狩四年上距元朔五年，元朔紀元盡六年，明年改元元狩。僅五年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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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中間尚經中尉丞一任，則其為軍政當在元朔之末。故知其校兵書與置寫書之官，正同時之事也。
宣帝之時，后倉在曲臺校書，著《曲臺記》。則校書之事，在西漢時幾于累朝舉行，以為常典，雖其所校或僅談兵，或只議禮，偏而不全，規模未廓，然大輅椎輪，不可誣也。
《漢書‧儒林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
《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七略》：“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後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及至成帝披覽古文，然後求天下之書，合中外之本，乃于河乎三年詔劉向、劉歆典領讎校。向等每校一書，輒為一錄，其後纂集別行，謂之《別錄》。會向卒，袁帝使歆卒業，於是歆復著為《七略》。《漢書》、《隋志》及《七錄序》論之備矣。
《漢書‧成帝紀》：“河平三年秋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
又《藝文志》：“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注：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又《楚元王傳》：“上方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又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真按：斷句不當！-瀚典斷同.然愚意以為當讀作「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 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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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
案據《漢書》所言，蓋當時部次群書，分為六類，向自任六藝諸子詩賦三類，而任宏等三人以專門名家分任其一。然此乃謂校讎之事耳，至于撰次敘錄，則向總其成而歆佐之，不復專責之任宏等。觀志言“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傳言歆“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所言獨不及兵書，或兵家之學非歆所長。是知群書之錄，皆出之向歆父子矣。向所撰《洪範五行傳論》及《列女傳》、《新序》、《說苑》據本傳言均成於校書之時，而《五行志》引《洪範論》每條分載向歆之說。真按：此範竟不簡化為范！ 《初學記》卷二十五引《別錄》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隋志》雜傳類“《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是二人分撰傳頌。然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二云：“劉向《五行論》云漦化為玄螝入王宮，歆父子素有異同之論。歆《列女傳》、《褒姒傳》‘化為玄蚖’，字與《五行論》不同。”卷十二又引劉歆《列女傳》魯之母師一條，均直指《列女傳》為歆撰，與《漢書》、《隋志》均不合。蓋向凡有撰述，歆無不參與者。此亦自來治目錄學者所不及知也。
阮孝緒《七錄序》（見《廣弘明集》卷三）。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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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孫星衍《續古文苑》卷十一注云：“案俊當作伋，《漢書‧向本傳》云，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云曾受詔校書，阮此言疑出《別錄》、《七略》也。”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喪亡，帝使歆嗣其父業，乃徙溫室中書于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篇，奏其《七略》。""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
《北堂書鈔》卷九十九引《劉歆集序》：“歆字子駿，受詔與父向校眾書，著《七略》以剖判百家。”
《隋書‧經籍志》：“《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新舊《唐志》、《通志略》同，《崇文總目》，晁陳志均不著錄。
案《隋志》敘向、歆校書之事即參用《漢志》及《七錄序》，別無異聞，茲不備引。
《七錄序》言“歆總括群篇，奏其《七略》，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于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猶為書部”者承歆奏《七略》言之，謂依《七略》分類為書之部次也。然不云嘗撰目錄。東觀及仁壽閣所選之新記即謂《東觀漢記》，乃當時國史，非目錄書。《隋志》敘此事文義不明，後人遂誤以東觀書部為書目矣。
《隋書‧經籍志》：“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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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七錄序》所言蘭臺書部，乃泛指部次之事，蓋謂庋藏圖書之分類法也。又云“東觀仁壽閣撰集新記”者，《後漢書‧班固傳》言“顯宗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是其事也。《史通‧正史篇》敘其始末甚詳。《唐六典》卷九亦云“東觀所撰書，謂之《東觀漢記》”。今稱之為新記者，漢人呼史書為記，故司馬遷書，謂之《太史公記》。新記之名，所以別于前漢之《史記》，猶言新史云耳。《隋志》改撰集新記為集新書，蓋不知其為指《東觀漢記》。《玉海》卷五十二書目類因立東觀仁壽閣新書一條，近人作書目長編者，又承其誤，題為東觀仁壽閣書都，注曰漢班固、傅毅、賈逵，此因《後漢書‧文苑傳》言“以毅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故補入賈逵之名。不悟書部不得為書名，蘭臺、東觀，雖同為後漢藏書之所。然《七錄序》及《隋志》均不言當時嘗撰目錄，疑班固、傅毅等雖典秘籍，然只是校讎典掌，未能如向歆父子之著錄也。
《舊唐書，經籍志》：“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部次漸增。”
班固《漢書‧藝文志》自言就劉歆《七略》“刪其要以備篇籍”，又于篇末總數之下自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蓋除所新入及省并者外，其他所著錄皆全本之劉歆。其小序亦錄自《輯略》，特微有增刪改易，劉知幾所以譏為因人成事也。
《史通‧書志篇》：“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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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
《後漢書》作者甚眾，今知其有《藝文志》者，惟袁山松一家，見于阮氏《七錄》，胡應麟以為謝承書者，誤也。其書已亡，《崇之總目》及宋志均不著錄，蓋亡于唐末五代。體例不可復考。
《七錄》序：“固乃因《七略》之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
又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續古文苑注》云“案此下當有脫文”。八十七家亡。
《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記亡書論》：“阮孝緒作《七錄》已，亦條劉氏《七略》及班固《漢志》、袁山松《後漢志》、魏《中經》、晉四部所亡之書為一錄。”
胡應麟《經籍會通》卷一：“阮錄又有《後漢藝文志目》若干卷，第云八十七家亡，而不著存數。案范志無藝文一類，真按：范曄 案今《後漢書》志，乃司馬彪之《續漢志》，此云范志誤也。蓋謝承書也。”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秘書監袁山松撰。……《舊唐志》一百二卷，《新唐志》一百一卷，又錄一卷。……《通志‧校讎略》言有《藝文志》。《宏簡錄》載梁《七錄》內有《後漢書‧藝文志》若干卷，不著名山松，證以《通志》，當即袁氏之志。”
案《七錄序》兩言袁氏山松，《廣弘明集》各本皆同。鄭樵《通志》即本之《七錄》，胡氏曾見《廣弘明集》者。其書中引用阮序極詳，乃以為謝承書，此不可解。章氏僅自《宏簡錄》轉引，疑其未見阮序也。又案《史通‧書志篇》云：“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上篇謂《天文志》。知幾以為史不當有《天文》、《藝文》、《五行》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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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妄載。真按：劉知幾之史學 《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知幾立論之謬不待言。但云“《續漢》以還，祖述不暇”，而今司馬彪《續漢志》尚存，並無藝文志，則此“續漢”二字蓋泛指諸家《後漢書》言之，疑他家亦或有志藝文者，不止袁山松也。其云“前志已錄，後志仍書”，知其體仍兼錄前朝書，並不斷代。《七錄序》所謂“後有著述，袁山松錄在其書”者，蓋略言之，非謂僅錄後漢人之著述也。
三國之時，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七錄》、《隋志》不言其體例有所變更，知其分類猶沿《七略》。但其書不見著錄，蓋荀勖《新簿》既行，默書遂廢不用耳。
《七錄》序：“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
《隋書‧經籍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真按：瀚典亦作采！ 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真按：瀚典亦作制！ ”
《初學記》卷十二引王隱《晉書》：“鄭默，字思元，為秘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簿》。中書令虞松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今《晉書》默附其父鄭袤傳，文略同，惟浮穢下無“著《魏中經薄》”一句。
目錄學源流考中 晉至隋
晉武帝太康二年，得汲冢古文竹書，以付秘書，於是荀勖撰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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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鄭默《中經》，更著新簿，遂變七略之體，分為甲乙丙丁四部，是為後世經史子集之權輿，特其次序子在史前。《隋志》謂其“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但錄題”者，蓋謂但記書名；“盛以縹囊，書用緗素”，則惟侈陳裝飾，是其書並無解題。而今《穆天子傳》，載有勖等校上序一篇，其體略如劉向《別錄》，與《隋志》之言不合。據《晉書》勖傳，則勖之校書，起于得汲冢古文，或勖第于汲冢書撰有敘錄，他書則否也。《中經簿》新舊唐志均著錄，至宋遂佚。
《七錄》序：“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撰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又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隋書‧經籍志》：“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此下記四部分類，詳見後目錄類例之沿革。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引晉《中經薄》云，“盛書用皂縹囊布里，真按：疑為裹之訛！（裏簡化為里；而裏裹形近也）書函中皆有香囊”，《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引晉《中經簿》云，“盛書有縑囊布囊絹囊”，均可為《隋志》此二句之證。至于作者之意， 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又“《晉中經》十四卷，荀勖撰。”
《晉書‧荀勖傳》：“荀勖，字公曾，潁川潁陰人。領秘書監。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
荀勖等《上穆天子傳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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